回顾中国首富十年变迁：财富积累的时代印记

甜甜圈

连续十年，这个被称为“富豪”的群体从横空出世的第一天开始，便成为公众的焦点。他们的钱是怎样积累起来的？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这些年，他们又是怎样“演化”的？在中国的“富豪”十周岁之际，南方周末试图回答这些一直没有被回答清楚的问题。



财富积累的时代印记

“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胡润在1999年发传真给欧美等国一些著名传媒机构时，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当时的《福布斯》主编Laury Minard，他决定刊用这一榜单。

第一位“中国首富”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荣毅仁于1979年应邓小平所托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可谓是标准版的“红色资本家”。

榜单发布时，一位叫马云的年轻人刚获得投行第一笔500万美元的融资，Laury Minard说：“将来的富豪榜上一定有这个小个子中国人的名字。”6年后的胡润百富榜上，马云以30亿元财富居第36位，并由于雅虎中国业务并入阿里巴巴而成为中国企业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荣毅仁和马云在不同年份以“富豪”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折射出中国政经和商业变革的缩影。

中国富豪蜂拥而现的近十年，大体可以分为三波。第一波是1999年至2002年，第二波是2003年至2006年，最新的一波是2007年至今。

尽管“高科技”富豪张朝阳于1999年就出现在富豪榜上，此后出现的还有杨澜、徐明、郭广昌等年轻一代企业家，但1999年至2002年间的富豪中的大多数，其身上的“计划经济”特征甚为明显；换句话说，这一阶段的企业家们的财富积累方式或命运的分化更多地与体制改革因素相关。

原健力宝掌门人李经纬、原乐百氏掌门人何伯权和美的集团掌门人何享健，这三位广东企业家同时登上过1999年的富豪榜。他们的企业都是从乡镇企业发展而来。在一个政商关系混沌的年代中，他们的命运被特殊的所有制结构所左右。

“2003 年10月15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有两个中国人同时登上了‘巅峰’，一个是‘中国太空探索第一人’杨利伟，一个是‘2003年中国首富’丁磊。他们昭示的最大意义在于：前者从根本上拓展了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地域上的时空观念，后者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时空观念。”这是IT评论家方兴东于 2003年胡润百富榜后的评论。

尽管这一评论有娱乐的成分，但在2003年至2006年的中国企业界，“财富榜样”开始成为人们公开谈论的话题，尽管河北大午集团掌门人孙大午2003年被判刑再度引发 “原罪”话题的争议，但与世纪之交那种大都羞于露富的氛围相比，此时的企业家们追逐财富更为自然，而且在注重财富增长的同时关注财富品质。

这也是胡润从2003年开始除了推出一年一届的百富榜外，同时推出“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IT富豪榜”系列子榜单，以及后来持续发布“慈善榜”的缘由；万科掌门人王石从来没有登上过百富榜，但他深受中国房地产富豪推崇，这便是“榜样的力量”。

这一阶段的富豪群体，与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联系更为紧密。丁磊成为2003年的首富，与互联网业经一轮低潮后重新勃发息息相关，类似的财富神话还有陈天桥的故事，他于1999年以50万元创立盛大网络，5年后以88亿元财富成为中国“第二富 ”。同样，黄光裕蝉联2004年和2005年中国首富，也得益于此间国美借壳上市及中国零售业的飞速发展。

2006年前后其实是中国企业史上一个有趣的时段。之所以说“有趣”，是因为它设了一个“博傻”的圈套。聪明的企业家们越发关注商业模式的变革，理智的企业家们以稳健为核心理念，有远见的企业家开始关注未来趋势，而莽撞和盲目乐观者眼中只有盛世万象和遍地黄金。

沈南鹏与好友先后创办携程网和如家连锁酒店，离如家上市还有一年，他又开始执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转做创投，与其说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不如说他感觉到了中国经济持续飞奔背后的阴霾。江西赛维的年轻掌门人彭小峰没有去做房地产，而是选择了未来核心产业之一的太阳能。

2007年是一个财富无限膨胀的年份，当杨惠妍以130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当富豪榜前十位“十有八九”与房地产有关时，“财富”二字甚至开始让民众和传媒生厌。有人嘲讽道：“大国崛起，还是首富崛起？中国曾经有过500强，可传下来的只有宅子。”

这一年的10月，A股市场气势如虹冲破6000点，不少股票不到一年间涨了几十倍。尽管资本化和金融化是中国经济必经的阶段，但在普通民众甚至不少企业家财富管理技能匮乏的情形下，这种财富盛宴不过是吹起来的大泡泡，或说是“少数派的游戏”。

当2008 年大潮退下，人们开始重视起之前忽略的财富大亨，比如日照钢铁的掌门人杜双华。然而，在中国轰轰烈烈的整合大潮中，如今的民营钢铁巨头日照钢铁却面临被山东钢铁集团吞并的可能，有人开始感慨当下出现的“国进民退”的趋势，当然这一话题在富豪财富增长方式的讨论范畴之外。

愿作乌龟而不是鲇鱼

“我很高兴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阳光的。”这是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成为2001年“中国首富”后到央视参加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时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很平实，但却极具开创精神。因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商人都是“夹着尾巴富起来”的，而取代荣氏家族戴上首富桂冠的刘永好却直面应对，令许多企业家诧异。

联想起2001年7月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第一次将民营企业家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多数企业家开始由之前害怕登上富豪榜，变为“刘式”坦然，甚至主动希望上榜。

但第二年的情形突然有了变化。一份关于富豪偷税的调研报告广为传播，这份报告称：“目前我国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左右，其中的大部分被一些富豪收入私囊。”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于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

一时间企业界风声鹤唳，胡润期盼的更多刘永好式富豪不但没有出现，反而接到了一些恐吓电话，恐吓者称如果将其拉进了这一年的富豪榜，胡润“后果自负”，有一天晚上几个彪形大汉甚至到他上海的家门口“蹲点”，给他施加压力。

这一事件加重了社会的仇富心态，一些本来决定当鲇鱼的企业家，情愿做起“乌龟”来，所谓明哲保身嘛。

2003年是社会仇富心态集中爆发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22日，山西海鑫钢铁集团掌门人李海仓在办公室被同乡枪点击查看QQ秀杀；2月12日，浙江“皮革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乱刀捅死；8月17日，甘肃地产商刘恩谦在兰州被枪杀……

此类事件令有关部门非常震惊。《中华工商时报》引用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年初的一项调查称：“我们并不讳言先富阶层中，确有有愧于建设者称号的人和事，但这只是极少数。”“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不过，直到现在，贫富差距之大仍是政府的一大心病。特别是最近几年经济高速增长后，鸿沟越来越大。以至于香港知名报人林行止也于今年年中宣布，有感于香港社会贫富差距加剧，他不愿再做盲目的市场信徒，他声称中国只有制定一套在“向钱看”与社会公平之间平衡发展的政策，其崛起才对提高人类福祉有积极意义。

对政商关系边界难以把握精准，是民营企业家的另一件头疼事。十年间这一群体处理政商关系的类型大致有四种，第一种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风光，却常心生唏嘘；第二种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结，共谋“大业”；第三种是“不倒翁型”，环境恶化抑或决策失误后，总有“贵人“相助；第四种是“紧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从不越界。

江苏商人严介和是第一种类型。他从创业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智慧，他的太平洋建设集团承接的几乎全是政府项目，他说：“和政府打交道没什么风险，你要想着真正为政府分忧，并且去做了，就会赢得政府官员的信任。”然而他最后也是在政商关系上栽了跟头，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曾把旗舰业务公司从江苏迁到了上海。

原上海福禧投资掌门人张荣坤和原茂盛集团掌门人刘根山属于第二种类型。这两位上海商人虽一少一老，都是“公路大王”，都与上海社保案有关。

因为可以借助政治杠杆，张刘二人的经历和手笔让人惊叹。张荣坤以13亿财富登上2002年胡润百富榜时为34岁，仅比榜单上最年轻的富豪、大连实德掌门人徐明大3岁。事实上，他的真实年龄只有29岁——因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出于掩盖资历太浅而蹿升太快的目的，张荣坤把自己的年龄虚报了5岁。

台州商人邱继宝是第三种类型的代表。他是6年前就曾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称为“国宝”的缝纫机大王。今年年初，邱继宝执掌的飞跃集团资金链就已非常紧张，但在3月份北京召开的“两会”期间，他还在央视新闻联播中出现，大谈“自主创新”。5月份飞跃可能破产的消息传出后，坊间大惊。然而，各级政府部门都乐于伸出援手，从椒江区政府到台州市政府，再到浙江省政府甚至商务部，均非常“踊跃”。

第四种类型的代表性企业家是无锡尚德掌门人施正荣和江西赛维掌门人彭小峰，为了引入太阳能产业，江苏无锡政府和江西新余市政府分别对施彭二人的进驻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无锡市政府敦促国资入股给尚德成长以关键推力，上市前又责成国资悉数退出以防牵制其将来发展，而当尚德和赛维走向正轨时，政商边界相对分明，这也是两家太阳能旗舰企业迅速腾飞的关键原因之一。

不过，就算企业做得足够大，大多数中国富豪都认为，低调总没有错，而且低调并不等于示弱。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黄光裕十年间三次成为“中国首富”，但他始终毫不张扬。

愿意作乌龟而不愿作鲇鱼，中国富豪的这一脾性与中国特殊的政经环境有关；做一只快乐的鲇鱼，要冲突的樊篱实在太多了。

他们的成熟与未来

财富社会的主角并不单独属于富豪这一群体，普通民众的见闻感受是社会财富观变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可否认，十年富豪榜和十年间上榜的逾千名富豪，他们五彩斑斓的经历为人们创业和处世态度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蓝本。

当史玉柱几度沉浮，从卖汉卡到卖脑白金，再到以网游公司掌门人的身份在纽交所成功上市，人们看到了“巨人”的坚忍。同样，当不少企业家在政商关系上一筹莫展或是遭遇滑铁卢时，万通掌门人冯仑 “择高处立”“同心同德，予以不取”的建议让人醍醐灌顶。《从优秀到卓越》一书的作者、美国管理大师吉姆·柯林斯曾说，一家公司从优秀到卓越，跟从事的行业是否在潮流之中没有关系，即使是一个从事传统行业的企业，即使它最初默默无闻，它也可能卓越；但柯林斯又强调“不但要卓越企业，更要卓越社会”。

当然大众有时会表现得过于苛刻。史玉柱曾委婉地批评大众的不够宽容：“社会对我的要求要比对陈天桥、丁磊要高，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失败者，中国人骨子里是成王败寇的思维……做了希望小学，我不敢说，说了媒体会骂我，投资华夏银行赚钱，也是我的错，找不出其他的毛病，就说我投机。”

不过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迁，连同中国内地的企业家，他们与欧美的变迁和欧美富豪的财富观、管理理念、社会责任感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仍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产业的集中点在房地产，而欧美国家已经进入后城市化时代了；在欧美国家，个人英雄创业的年代已经过去，品牌时代深入人心，而中国企业和大众对品牌重要性的整体认知度较低……

十年间中国富豪做慈善虽有长足的进展，比如余彭年、黄如论等慈善家，他们确是把慈善当成事业来做，比如黄如论乐善好施，在2004年至2008年的连续五年的胡润慈善榜上，始终名列前茅，历年捐赠额超过3.7亿，又如原浙江南都集团掌门人周庆治把企业大部分股份卖给万科，自己获得退出后，成立了“南都公益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

有人认为中国的慈善体系机制陈旧，需要对其信任度先打个问号。其实所谓的慈善，并不一定要向巴菲特或是比尔·盖茨相比，两者分别于两年前和今年6月，捐出了个人财富的绝大多数，这种魄力全球也鲜有能比肩者。大多数中国富豪需要做也能够做到的，是从哪怕小社区、小捐赠开始，培养一种持续责任心，当然如果能在慈善方式上有所“创新”，就最好不过了。

段永平和丁磊前年 9月到浙江大学共捐了3000万美元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值得关注的是他们设计了一套名为“等比配”的机制——浙江大学不能直接从这一基金中拿到钱，只有当他人每在浙大捐赠1元项目建设费，等额捐赠基金就会抽出相同数量的钱配比捐助，等额捐赠基金单笔项目出资将不超过100万美元。

十年弹指一挥间。如果说2002年前“中国首富”在荣氏家族和“饲料大王”刘永好间的更替，映照的是中国的体制特征和农业大国的国情的话，那么之后“IT新贵”丁磊、“零售巨子”黄光裕登顶富豪榜，是暗合了世界经济的潮流和产业特征——网易对应的是微软，国美对应的是沃尔玛，而中国正是2001年底加入 WTO的。当然中国企业的“内核”远不够成熟，羽毛还远不够丰满，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外部环境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善，比如当年万众期待的“非公36条”颁布两年多，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民企进入垄断行业的夙愿依旧如镜花水月。

而当去年虚拟经济的泡沫退去，今年内忧外患重重，中国许多民企特别是中小企业如今的境遇，甚至要甚于十年前。看来，中国富豪即使想做鲇鱼，也得先学会做只顽强却善于变通的乌龟，当然，此乌龟不是十年前的彼乌龟。

20世纪的英国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曾说：“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地对待它。”这句话用在今天的中国企业家身上，似乎再适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