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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60后省长:将改变“工程师治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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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15 07: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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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省部级干部中,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逐渐增多,外界称之为中国政坛的“60后精英”。而任正部级官员的“60后”,目前共有5位: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湖南省省长周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而在此次“两会”期间,《中国新闻周刊》选择了其中三位地方大员进行了专访或观察。
《生于60年代》一书记录了这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在嗷嗷待哺的时候,迎来了文革;在接受知识的时候,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逐步建立世界观的时候,迎来了思想解放……”
这些参加文革后高考的第一代官员在文革后三年的高考中脱颖而出。而当他们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社会也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于是他们成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最年轻的“弄潮儿”。
官员选拔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在建国初期,中国的党政领导主要从职业革命家中选拔。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分析,“这与当时的武装革命有关,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阶级仇恨深,因此容易在革命中崭露头角。”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干部选拔的断档。改革开放后,革命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一批领导人已经年老。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强调现代化主要是技术层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选拔出来的干部主要是理工科出身。这批官员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多从大型国有企业的骨干力量中提拔,他们将治国的模式从革命模式转化计划经济的模式。
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均发生巨大变化,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加多元,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还包括社会制度层面——强调民主,强调法治。因此,中央对人才选拔的标准也开始发生变化。
媒体称,“60后精英”将改变“工程师治国”的局面。蔡霞认为,这批官员的涌现是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后几十年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某个目的突然提拔”。
按照中国省部级正职官员65岁退休的规定,目前在地方省市区担任正职的官员很大一部分将从现在起到2012年前后卸任。这意味着中国今后几年地方上将开始大规模“新陈代谢”。
在十七大后的各省人事大调整中,大批“60后”进入省部级决策层,几乎遍及国内所有省区市,成为“新陈代谢”的最好注脚。 ★
湖南省长周强法学家治省
“作为行政官员,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想到全世界都会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告你。有这两条,你就会依法行政,守住两个底线——一个公开,一个依法。如果不依法办事,造成决策失误,会造成更大的浪费,甚至腐败”
11年前,周强38岁。他从比他年长5岁的李克强手中接过团中央的帅印,追平了李克强创下的最年轻省部级高官的纪录。而周强中国第一位“60后”省部级官员的身份,让他更加引人注目。
周强在团中央第一书记和全国青联主席的位置上一干就是8年。而他发起的一场行动,展示了他不同于当时广泛存在的“GDP崇拜”的执政思路。
那是2005年,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向全球10位知名人士颁发“地球卫士奖”。周强入围的评语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周强在推动“保护母亲河”行动、保护环境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保护母亲河”行动广泛动员3亿多人次中国青少年参与环境保护,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次年秋天,周强转任湖南省代省长(半年后当选为省长)。上任伊始,长株潭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申报主题变更为“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此前20年间,长株潭一直试图成为改革试验区,主题变更了不知多少次,但屡屡搁浅。
周强上任之后一年——2007年底,长株潭“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获批。这位省长亲自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阐明“两型社会”的意义。翌年,湖南又提出绿色GDP试点,人们终于明白,这个省长是来反“GDP崇拜”的。
在“GDP崇拜”几乎充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之际,“湖南肯拧着劲儿干事儿,需要极大的勇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说。
实际上,周强拧着劲儿干的事情不止这一件。2008年10月1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正式实施,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开始从“管理者中心模式”向“公民权利中心模式”转变。程序规定总则中强调的公开、参与、高效便民和信赖保护四大原则,成为具体落实这一模式转变的后勤保障。
此前20年间,中国行政法学会会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的应松年教授,一直在为行政程序法这部能够从源头上有序约束行政权力的基本法而努力。囿于各种客观因素,应松年和他的团队在20年间起草并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多部行政单行法,但行政基本法——程序法却历经15稿起草而最终流产。2007年3月,同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应松年和周强都下榻在全国总工会的宾馆“职工之家”,两人偶然间谈起此事,几乎是在几分钟内就一拍即合,可以 “先地方,后中央”。
2008年2月下旬,12位行政法专家被请到湖南举行《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最后的圆桌论证会,周强亲自主持。《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会场看到,周强对规定条文极其熟悉,在谈到行政指导时,这位省长说:我们给雨雪灾害中堵在京珠高速上的司机听广播,请他们绕道而行就是行政指导;每个绕开的司机发给200 元,那就是行政诱导。
全场的一片笑声中,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说:正确的行政诱导也是行政指导的一部分。
周强说话语速很快,不时用鲜活的小案例来阐释规定的某些条款,同时也活跃了会场气氛。在和中国最顶尖的12位行政法学者的对话过程中,周强的法学专业素养丝毫不落下风。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1978~1985年间在西南政法大学受过7年的民法熏陶,很多法学家都是他的同学。被他请到湖南的12位学者中,最高法副院长江必新就是其中的一位。巧合的是,江必新这位行政法专家在2007年底之前,担任了3年多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起草的那段时间,周强每有学理疑问,两位老同学就会聚到一起喝上一杯。
“我告诉你两句话,”周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作为行政官员,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想到全世界都会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告你。有这两条,你就会依法行政,守住两个底线——一个公开,一个依法。如果不依法办事,造成决策失误,会造成更大的浪费,甚至腐败。”
周强:金融危机带来产业调整机遇
2004年以来,出现在省部大员关键岗位上的文科背景官员开始逐步增多的情形,这隐含着治国方略的调整。但是,文科官员中,仍然是经济学科居多,以法学家身份出掌省级政府的官员,周强是仅有的一位。
2008年秋天,金融危机开始蔓延全球。作为湖南的一省之长,周强也把主要的工作精力放在了提振经济方面。2009年3月7日下午,这位省长就他近期的执政思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湖南是外出务工大省,现在返乡的农民工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周强:湖南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在1200万人左右,跨省的有1000万,而且主要集中在珠三角。
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中,湖南在沿海一些外资企业、出口导向型企业务工的农民工返乡比例比较高。据抽样调查,湖南农民工返乡比例在20%左右,约200万人。
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到了农民全年总收入的40%,农民工返乡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影响很大。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帮助返乡农民工解决面临的困难,了解他们的需求,一件事一件事去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刺激内需就需要扩大消费,湖南如何应对?
周强:湖南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保全覆盖,生活方面有最低收入保障,生病了有医疗保障。从去年开始,我们已把没有单位、没有企业的居民,也纳入了医疗保障体系,解决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实现了全覆盖。但在很多领域,比如城镇居民的医保、农村居民的新农合医保标准、农村和城镇居民的低保标准,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要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
这是我们的着力点,也是我们在工作中努力实现的目标,就是要不断提高居民的收入,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居民收入增加,没有后顾之忧,就愿意消费。从湖南来看,就是通过这些措施,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湖南的冲击。现在看来,我们当时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谋事是早的,行动是快的,态度是积极应对,措施是主动应对”,取得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省外打工的农民工的子女,可能是第二代,他们可能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在解决农民工回乡就业的问题上湖南有哪些新的思路和举措?
周强:农民工的后代要回到农村很难,因此必须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为那些有条件的农民工,为能够转移到城市里面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创造条件。要取消小城镇进入门槛,降低城市准入门槛,多吸纳农民工进城。总而言之,要通过综合举措,帮助农民工解决不同的群体、不同人群面临的实际困难,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这样才是有效的办法。
对返乡农民工,我们对多数人采取了培训的办法,帮助他们提高劳动技能;对年轻人,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创业愿望,而且他们脑子活,见过世面,我们推出了一项“全民创业”的计划。
中国新闻周刊:经济低潮时期,湖南有什么样的考虑和应对?
周强:经济危机蔓延全球,对湖南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已经出现经济下滑的迹象。湖南部分产品的市场需求出现下降,有些企业利润、产业效益下滑,部分产业和行业主要是资源性产业和企业,比如湖南有色,受全球有色行业发展的影响,销售滑落。再如钢铁也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在积极应对的措施方面,我们按照中央扩大内需的要求,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用好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做好配套;二是地方财政也拿出资金,通过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湖南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31%,今年我们还想保持这一增速。
在投入的重点方面,简单地说就是加强基础,振兴产业,改善民生。
但从全球看,历次经济危机或者说经济波动之后,都会带来一些国家、一些产业的兴衰。我们要坚持立足于省情,认识到在这一轮经济危机当中,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湖南在这样的时候提出“弯道超车”,准备怎么去实施这样一个战略?
周强:这场结构调整对全球、对各个国家都是非常深刻的,对中国、对湖南来讲就有很多机遇,尤其是给制造业和加工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从去年年底以来,湖南承接产业转移一直呈增长趋势,2008年湖南加工贸易增长44%。今年以来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包括国外产业转移非常明显,这也就是金融危机带来的产业调整,为湖南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再就是吸引全球投资的机遇,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振兴产业的机遇,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改善民生的机遇,这都是湖南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当中要紧紧抓住的历史性机遇。
对湖南而言,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毗邻广东,承东启西,贯穿南北。前些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湖南自己和自己比成绩很大,但是同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同湖南的战略地位相比欠账很多。比如,到2008年我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在全国排名15位,这与我省的人口总量、面积和区域位置都不相称。
去年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之后,省委省政府强烈地感受到,湖南的基础设施不仅严重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暴露出抗灾能力薄弱。我们就下决心全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到年底国家出台并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湖南正好赶上这个机遇。去年3月以来,湖南新开工建设高速公路18条。我们是“追赶式”的发展。去年国家新批高速公路建设规划当中,湖南所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今年我们还是要加大高速公路建设力度,同时要加强铁路、民航、港口建设,力争到2012年左右基本构建湖南现代立体综合交通网络体系。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要上很多项目,绿色GDP也开始试点,你不担心冲击“两型社会”建设?
周强:客观地讲,不排除有影响,尤其是节能减排,关了不少污染企业,对县一级不能说没有影响。但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全局来讲,对推进“两型社会”建设,是很好的平台。这一次我去美国访问,在华尔街与包括高盛在内的投行等广泛交流,他们就表示愿意在这方面投资。
再比如说,大家都很关心洞庭湖,关闭了很多小造纸厂,环境好了以后,反而投资更多。从全省来讲,造纸厂做大了,环保达标了,全省财税收入反而增加了。
河北省长胡春华布局燕赵
3月9日下午,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白克明讲话时口误,将一位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成副委员长,让略显沉闷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北代表团全体会议会场笑声一片。46岁的省长胡春华,也笑得甚为欢畅。
但笑声难掩这位中国最年轻的省长的皱纹。与同为“60后”的周强、努尔·白克力两位地方大员相比,胡春华的发梢已然半白半黑。
“省长来了河北,我看他更累。”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科技厅副厅长廖波说。
过去的26年,胡春华把23个年头留给了西藏后,以团中央第一书记身份进京一年半;旋即调任河北,至今刚好一年。有报道称,胡春华“在西藏工作期间很稳重,爱下基层;能说藏语、喝藏酒、跳藏舞,与藏族官民打成一片”。
胡春华从一名大学毕业生成长为西藏区委常务副书记,“西藏经验”可谓丰富。但显然,他不能把西藏的经验照搬到经济社会形势迥然不同的河北。
“河北的难题可以说是4个字:国计民生。”廖波说。
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三鹿奶粉事件的影响,河北突然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随着三鹿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田文华等人的被判刑,奶粉事件暂时告一段落。对于全省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胡春华度过了最紧张的阶段。
但“国计”依然重任在肩。胡春华所做的2009年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08年河北全省生产总值完成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一成,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六。但在财政收入方面,2008年只有1820.8亿元,不及全国财政收入(6万亿)的1/30。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两度试图联系胡春华专访均未果。
河北代表团的回复是:今年“两会”期间,书记和省长达成共识,暂不受访。还有消息称,胡春华告诫过各级官员:多干少说。
3月9日下午的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胡春华持续着低调的风格,整个下午一言未发,只是倾听。
进入河北代表团的网页,点击一位代表之后,会发现来自唐山钢铁公司;再点一位,来自邯钢;随机点击,其他钢铁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包括民营钢铁公司、钢管公司老板一个个地弹出窗口。
“这是河北独有的现象,我们的钢铁工业实力比较强。”中共河北省委一位处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钢铁工业折射着这个省份第二、三产业之间的比例失衡,以及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无疑是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缩影,“只不过河北的比例比全国更为失调罢了”。
“即使是钢铁,前些年也以粗钢为主;这两三年好了一些,”上述河北省委的处长说,“但同时也伴随着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
道理已经很简单,河北也好,中国也好,必须转变这种高耗能、高污染、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面对巨大的产业结构鸿沟,“省富而民穷”,是胡春华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一些河北官员看来,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惯性下,这位面相朴实的省长没有退缩。
2008年12月29日,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条例》时,胡春华特意嘱咐包括廖波在内的省科技厅官员:把科技奖励真正评出来,不要考虑“社会需求”。
70天后,廖波对《中国新闻周刊》“翻译”了胡春华的用意:科技奖励单凭技术,不要牵扯进来别的因素——例如职称、社会关系。“我认为,省长把握住了自主创新的关键,而不是流于形式。”廖波称。
自主创新是企业技术改造、产业升级换代、经济结构转型的基础性因素之一,但它并不能涵盖全部。廊坊市市长王爱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胡春华更多的精力,当是放在了抓住机遇,使河北再上一个新台阶上面。其中的关键,则是协调好河北与京津的关系。
长期以来,河北处于一种“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状态。香港《大公报》在报道河北的这种状态时,将原因归结于河北毗邻京津,“稳定重于发展”。
前述河北省委处长表示,西部大开发方面,内蒙古挤了进去,却无河北。进不进得去“那个圈儿”,利益有很大不同——同样修一条铁路,“河北的张家口和承德毗邻内蒙古,河北段的中央地方投资比例为4:6,内蒙古段的比例则是9:1”。
至于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也没有带上河北,增值税转型的税率优惠也就无从谈起。更早的时候,东部沿海开发,深圳等特区所享受的15%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全国当时为33%,现在为25%),河北也没有“搭上车”。这位处长说,“与此同时,河北的山区还有400万贫困人口,这都是省长亟须解决的难题。”
事关河北发展的讨论中,一度有人认为,河北落后乃是因为缺少中心城市带动,石家庄难堪大任。胡春华履新之后提出,河北的中心城市就是北京和天津。根据廊坊市长王爱民的回忆,胡春华在京津廊同城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一次,北京至廊坊的轻轨谈下来,省长就直接参与了。”王爱民说。
相当一批河北官员,实际上把胡春华在河北工作的这段时间当成一个“战略机遇期”。
这或许可以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007年针对干部换届工作的一段讲话作为注解:“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
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铁腕文人
“双语”教学要从娃娃抓起!大学教师出身的努尔·白克力颇有文人治政的温文气质;但立誓对分裂势力采取“先发制敌”的高压政策,则更多显示出铁腕的一面。
2007年,生于1960年的湖南省省长周强还被外界视为最年轻的正职省长。一年后,他保持的纪录被努尔·白克力刷新。
2008年1月2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生于1961年的努尔·白克力当选为自治区政府主席。
在中国现任5位“60后”的正省部级高官中,努尔·白克力是唯一的少数民族。
此前,努尔·白克力曾在新疆大学担任党委宣传部部长,此后担任过乌鲁木齐市市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以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当选新疆自治区主席时,他年仅47岁。
事实上,自1998年努尔·白克力首次以新疆乌鲁木齐市长身份出现时,便因思维敏捷、作风干练,成为当地官员中的一段佳话。
十年历练,政坛上的努尔·白克力更显成熟,而其刚柔软并济的治疆理念也为新疆的稳定与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文人”习惯
一米八几的个子,加上浓眉大眼长睫毛,记者很容易就在新疆团的代表中找到了他,爱抽烟爱看书爱上网,大学教师出身的努尔更多带着文人的习惯。
3月9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新疆代表团开始审议全国人大工作报告,中间休息时,努尔·白克力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爱抽烟是因为晚上看资料看得晚,白天又要主持会议,抽几口,提提神。爱看书是大学里养成的习惯,而上网既是学习,也是了解网络舆情的需要。”努尔说,他每天至少要上一小时网。“有时候会和网友在线交流,更多时间是关注全国网民对新闻的舆论动态”。
“大学的知识与实践的结合,需要一个过程,长期在大学对社会的了解不够,这也是我的短处。”努尔这样回忆他的大学从教经历。
接近努尔主席的一位处长透露,从1998年起,努尔一直坚持定期到基层搞调研,繁忙工作之余,他也常抽出时间读书,喜欢随手记下重要的经典词句。
“为人谦和、讲话充满激情,”和田地区专员巨艾提·伊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很多事上努尔主席都能比别人有更深刻的见解,脱稿演讲在官员中很受欢迎。
事实上,努尔的经历多少显示了教师出身的官员们的共同特点。从政10余年中,努尔在每个岗位上政绩都非常出色,使他早就进入了中央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视野。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观察到,从会场到电梯口,需要走过50多米的走廊,散会后的努尔从身边的工作人员拿过一份最新一期“网络舆情报告”,边走边看,从会场走到房间门口,他已开始给身边的官员布置任务。
“环保市长”到“双语主席”
1998年,37岁的努尔·白克力开始掌管乌鲁木齐市,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区首府市市长之一。而“蓝天工程”成为努尔抓经济建设的突破口。
上任伊始,作为自治区首府的乌鲁木齐市空气污染严重,“人们的鼻孔全是黑洞洞的,连麻雀也变成了‘黑乌鸦’。”空气污染成为影响乌市市民健康和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
经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努尔·白克力开始力主实施“蓝天工程”,以“生态先行”,为市民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助推乌市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在努尔的推动下,乌市推出一系列治理重污染产业、汽车尾气、绿化荒山的措施,空气质量的改善,让努尔成了市民心中的“环保市长”。
“养一棵树要16吨自来水,简直比养一个孩子还难,但是我们仍然要见缝插绿,为子孙后代多留些绿树青草。”努尔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大学时待久了,功利色彩少一些,考虑问题不会太短视太功利。”
显然,10年的大学老师经历,让努尔的眼光看得更远。
2003年,努尔·白克力上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委副书记,主管教育、宗教、统战等事务。
环境改善后,努尔开始推出科教兴区战略,并提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法制环境,发展融合经济,引进人才,发展龙头旅游产业等任务。
当时,适逢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为了引进投资者,努尔开始强力整顿地方党政机关、行业部门的工作作风,简化投资手续。甚至公开表态,“谁为一点私利或者其他原因无故得罪投资者,就砸掉谁的饭碗”。同时,还制定出引进港澳人才的优惠办法和具体政策,欢迎港澳的旅游专业人才、金融商贸人才、高新技术人才来建设乌市。
担任自治区主席之后,努尔开始力推“双语”教学,并且提出要从娃娃抓起。
“在今天大开放的时代,边远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只有学习国语,才会从封闭中走出去。只有接受新知识,掌握沟通的工具,才能走出新疆,走出全国,走向世界。这样才能带动我们整个民族的大进步。”努尔说。
据努尔身边的官员介绍,担任主席之后,努尔每到地区去调研考察,总要聊起“双语教学”,甚至亲自到幼儿园里听课,亲自用普通话与孩子们交流。
来自新疆自治区教育厅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10月,新疆学前、中小学(含职高)在校少数民族学生总数为236.6万,其中接受“双语”教学的60多万。
观察人士分析认为,正是担任市长的执政实践,使新疆的经济发展与外界交流带来新气象,而努尔本人也以广阔的视野与创造性表现,快速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一颗新星。
“反分裂要先发制敌”
长期以来,新疆反分裂斗争一直备受关注。而在努尔担任自治区主席之后,立誓对分裂势力采取“先发制敌”的高压政策,则更多显示出铁腕的一面。
占有中国1/6国土面积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多民族聚居区,有46个少数民族,信教群众也将近1000万,新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受到境外“三股势力”,也就是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的渗透破坏。
担任自治区主席之后,努尔便提出“对分裂势力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对待分裂行为坚决不用怀柔手段”。
然而,随后的局势并不平静。
从3月开始,“三股势力”先后策划了“3·7”民航客机炸机未遂案、和田“3·23”煽动人员上街打砸抢未遂案、“5·23”袭击霍城县三宫派出所案以及“7·8”乌鲁木齐市晨光花园暴力抗拒公安机关执法案等一系列案件。而在北京奥运会举行前夕,暴力恐怖分子在喀什制造了“8·4”事件,造成公安边防支队30余名官兵伤亡;奥运会召开后,又在库车制造了“8·10”系列爆炸袭击案,在疏勒制造了“8·12”袭击治安卡点案。
2008年9月,努尔发表2万余字的长篇讲话,解析暴力事件,炮轰东突势力;同时提出了未来新疆治理的几大重点。“要把打击的这一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坚持‘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用铁的手腕,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坚决把敌人的暴力恐怖破坏活动消灭在预谋阶段和行动之前。”
2009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一直对分裂势力采取强硬高压手段的努尔·白克力再次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努尔说,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自清朝始由来已久,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各种反华势力不愿看到一个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在东方崛起,于是千方百计地培植、扶持敌对势力,“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严峻性和长期性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随后,他话锋一转,认为“有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有各族人民坚如磐石的团结,各种敌对势力对新疆的分裂活动必定失败,这也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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