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遇到的那些不靠谱的非洲人

airboat2013

By 刘笑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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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塞拉利昂首都的弗里敦，同时也是西非最大、最优良的天然港口，建有深水码头。自从1787年英国废奴主义者格伦维尔·夏普将400名重获自由的黑奴由英格兰本土移居至此，这里的历史便总萦绕着“自由”二字。我也因此更喜欢它的英文名——Free Town（自由城）。
也许是受“自由”的蛊惑，城中的居民大多十分散漫，大街小巷看到最多的景象便是人们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或晒太阳，或闲聊唠嗑，或互相编着头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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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的闲散工人）
这座小小的自由城（面积还不如北京的一个石景山区大）一面朝海，三面环山。当雨季与旱季交替的时节，夜间还会不时下场瓢泼大雨，整夜雷电交加。仿佛自由城中的雨也是突然而至，倏忽而逝，不受一丝一毫的拘束。夜里，我经常会被突如其来的一个炸雷惊醒，然后伴着环绕立体声似的隆隆响声直到天亮。这种惊悚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为何这个国家虽然没有狮子，却有个“狮子山共和国”的别名。一早醒来，发现路面干燥得与前一天没什么区别，我甚至开始怀疑夜里听到的狮吼般的雷声是自己的一个梦。
在市区，比汽车和摩托车更加靠谱的交通工具绝对是自己的“腿”。公共汽车站和路线都很神秘，只有本地人和上帝才知道它们在哪。同样神秘的，还有交通灯，因为在这个国家，压根就没有交通灯。在这个24小时自由停电、没有任何规律且事前没有征兆的国度里，装了交通灯交通才会瘫痪呢。
据我细心地观察，交警的手势也十分自由，完全凭他自己的喜好比划，没有标准。停车规则嘛，只要不堵住别人家的门口、不妨碍公共交通，停哪、停多久，随便你，不会有人过来收费的。基本上呢，这个国家的交通规则就等于没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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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边的塞拉利昂交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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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指挥交通的手势十分自由）
向街边小贩买东西，你完全不用担心买到的东西分量不足，因为没有一个小贩用秤。他们的计量单位不是斤、两、磅，而是个、堆、罐。比如最常见的是卖花生的，通常是小孩头上顶着一个巨大的盘子，盘子里堆满了煮熟的花生，还有一个小罐。小罐一般是易拉罐减去一半做成的。那个小罐就是计量工具，买花生按罐盛。按照地域不同，每罐卖几千利昂不等。罐子的深浅也明显存在地域性差异，首都的罐子最浅，越往乡下越深。小孩的手通常也没准，有时候称给你冒尖一罐，有时候还不满。香蕉是按“把”卖的，木薯则按“堆”，鱼按“条”……如此简单纯净的购物环境，省去了讨价还价和怀疑被宰的环节，分外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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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盘子的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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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堆卖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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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的小孩）
从另一个角度看塞拉利昂的购物环境，就不那么可爱了。塞拉利昂只有现金交易，纸币都破烂不堪，一万利昂面额的纸币还算完整，一千、两千、五千利昂的纸币通常都烂到看不清字，只能靠颜色分辨。纸币的品相如此之差，以至于银行的点钞机完全成了摆设。从银行取钱的话，都是纯人工数钱，有时会多一张，有时会少两张，特别没谱。取款额度大时，会遭到勒索。
其实，大多数当地人，一生也没什么机会走进银行。对于存钱这件事，他们基本没什么概念。我在一家中国人开的糖厂住过一段时间，发现当地的员工发完工资的那四五天几乎都见不到人影，他们会去酒吧各种high，钱花光了才回来上班。
有次，糖厂需要临时工，让司机问问自己的表弟。他打完电话后，把表弟的答复不做任何修饰地回复给厂长：“他说不来了，上次领的工资还没花完。”
而在矿区时，每到饭点，都会有当地员工在食堂外等候，食堂会把剩饭留给他们。没有剩饭的时候，他们就饿着肚子。我问他们工资都干什么用了，他们的回答令我十分无语——买酒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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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完的非洲工人）
市中心的地标也是整个塞拉利昂的标志是一棵巨大的木棉树。这棵木棉树拥有超过500岁的树龄。这里曾经是西方殖民者贩卖黑人时，集合黑奴的地方。也是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黑奴返转回非洲的历史见证。每个登上弗里敦口岸的黑奴，都会在牧师的带领下，来到这棵木棉树下唱赞美诗，庆祝自已重获自由。走到树下，你会觉得这棵树好吵，头顶好像有千百张嘴叽叽吱吱地叫个不停。抬头仔细看了以后，谁都会头皮发紧，无数只蝙蝠密密麻麻倒挂在树上。它们可能是在开运动会，比谁倒立的时间久。
在木棉树下，是城里最宏伟的建筑——法庭。远在进入法庭的范围之前，就有周围友好的市民善意的忠告我不要拍照，而且很肯定地说法庭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进入的。但当我走近法庭大门，对着警察叔叔亲切地掏出了两张钞票，情况立刻变得非常不一般——我可以随意进出、任性拍照。其他的警察叔叔看到了，认为从我这里再要一次钱是个完全成立的设想，并且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因为他们的口头禅是：“Do you want to give me something（你不想给我点什么吗）？”同时，大拇指、食指和中指熟练地来回搓着，几乎要把它们伸到我鼻子下面。
我住的旅店有个看门人叫Lamin，常常以官二代自居，号称自己的老爹是个酋长。塞拉利昂的酋长多如牛毛，如果Lamin不是在吹牛，他的爸爸多半只是个贫瘠土地上的小酋长，否则Lamin也不用自己出来打工。Lamin和我攀谈时，发现我对他们的发型十分感兴趣，就抱怨理发店太贵，然后夸耀自己的老婆很会编小辫。我当然明白，这意味着Lamin可以有一笔小费装入口袋。
我在早上出门前和Lamin约好，晚上回来后，正好Lamin的老婆做完饭，可以来招待所给我编辫子。晚上七点，我给Lamin打电话，问他还记不记得早上约好的事情。对于当地人的不靠谱，我已经有过不少体会了，所以十分不放心地打电话过去确认。Lamin在电话那头说：“I‘m coming！”我立马心里有了底儿，去门口站着等。我去过Lamin的家，离招待所很近，走路十分钟就到。旅店里的中国雇员都告诉我，不要相信什么I’m coming，今天见到Lamin是没戏了。我想不至于吧，再不靠谱一个小时也该到了。然后，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Lamin从此杳无音信，一整个晚上都没有coming。对此我没有丝毫介意，因为刚到塞拉利昂时，大使先生说，每次和当地的官员见面，对方迟到的时间都是一个小时起。
第二天一早，再见到Lamin时，他神情自若，十分潇洒地问了我一句：“昨天你给我打电话来的？”那语调云淡风轻。
通过不断地总结，我发现了一个终极奥义——想应付大忽悠，就要把自己变成更厉害的大忽悠。
在结束西非之行时，终于遇到了一个让我一试身手的机会。机场出关需要填离境表，工作人员“好心”地要帮我填，我委婉地拒绝了。我的目标是尝试能否做到一毛不拔。我故意在职业那一栏填了记者，目的那一栏填的是采访。窗口里的大哥接过表格，看了一眼，不为所动，还是向我问出了那句经典台词：“Do you want to give me something？”我早就想好了对策，跟他侃总统刚刚发布的繁荣计划，侃总统的远大志向，侃我对这个国家的热切期望……最后的结论是难道国家繁荣靠敲诈客人就可以实现吗……总之blah blah胡侃一气，对方居然被我唬住了。神情逐渐从没捞到钱的哀怨转换为热情，不仅没有继续要钱，还说喜欢我的眼睛，跟我热情地挥手告别。我都走出两步了，又叫住我，动作十分夸张地从窗口伸出他那硕大的身躯，抛给我一个飞吻。
还好我对当地人热情地肢体动作早已习惯，并没有投桃报李地也回复他一个飞吻，只是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忽悠。
本文系“蚂蜂窝旅行家”独家稿件

剑德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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