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靠什么“走出去”

我是美女

　　王亚娟：杜老师，从商务部掌握的资料来看，咱们对欧洲投资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

　　杜奇华：对非洲的投资，好多是通过援外出去的；而对欧洲，主要在一些机电产品上。但对欧洲的投资现在还是很少很少的。

　　实际上，中国企业“走出去”还需要很长时间。这是因为，没有一个“走出去”不是靠技术，不是靠知识产权。如果完全靠资本的话，那绝对涉及人家的国家安全。比如说，你要收购人家的国有公司，或拥有先进技术的公司，那绝对是不行的。因为这涉及人家的经济安全。可你去收购一个服装企业，又没有意义。所以，你要有自主知识产权，要有技术。如果你不具备这种条件，说十年可以“走出去”，二十年可以“走出去”，三十年可以“走出去”，我都觉得很难。如果世界上每天产生十个发明，可能有八个出自于美国。你没有发明，哪能有知识产权？同时，你想完全靠像“沃尔玛”这种商业性的品牌打出去的话，也很难。为什么？你缺乏文化，缺乏一种文化上的沟通。而文化非常非常重要。

　　周安平：的确。咱们在欧洲的投资很少。德国算多的了，但到今年3月份，在德国境内的中国投资仅有2.99亿欧元，不足在德国外资的0.5‰，非常少。

　　杜奇华：你看跨国公司，它就是对外投资的象征。这些跨国公司，都有自主知识产权，有自己的品牌，不管在技术上还是管理上，都是非常成熟和先进的。中国没有，没办法，你在这方面就做不了。

　　王亚娟：我看到有一种说法。它说中国企业面临的国家风险，有时候是由于我们自己造成的。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的政府一些相关工作没有做好，导致国家风险降落在我们企业头上？

　　杜奇华：这话对啊。第一，要有一个双边经济合作的框架，双方得达成一个协议。没有协议的话，你就没法儿做这些事情。要在框架下进行。第二个途径就是通过一个国际框架，双方都加入了一个多边机构，有个游戏规则。既没有规则，又没达成协议，那你到人家那儿去投资，肯定就没有保障了。

　　王亚娟：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怎样？

　　杜奇华：基本上还不错。跟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确实有一些协议，同时也通过国际上的一些框架。重要的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我们基本上都进去了。但问题在哪儿呢？我们面临的国家风险，实际上很多是属于“绿色壁垒”呀、“技术壁垒” 呀。就是说你这东西不过关，你这个产品到人家那儿会给人造成污染，人家就说你这东西不合格，你不能在我这儿投资。实际上，是咱们水平太差，没有达到人家的标准，甚至都没考虑这些因素。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再说，有很多“绿色壁垒”的规则，人家的标准也不是专门针对你中国的，对韩国、印度、巴基斯坦等也是一样。

　　在非洲、亚洲会遭遇怎样的国家风险？

　　王亚娟：请姚老师谈谈非洲的问题吧。那儿的风险比较大，中国企业在非洲出了好几档事儿。

　　姚桂梅：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后，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进程：从我们周边熟悉的、风险比较低的一些国家向我们陌生的、风险比较高的国家发展。至于非洲，大家都知道，那儿的政治风险、经济运营方面的风险，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它那里的投资回报率也很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除了江所长说的第三世界国家一些共性的风险——比如失业率高和贫困化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外，还有就是工会组织，这个问题在非洲也比较明显。咱们国家有的企业到莫桑比克去投资，在它那儿，只要公司雇用当地员工超过50人，它就有权组织工会。咱们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对这方面的情况不太了解，于是还拿国内的一些方式方法对待，就引起了当地的一些罢工，甚至发生流血事件，中国企业经济方面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在非洲比较突出的还有宗教和民族矛盾，还有文化方面的。这些都跟中国国内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企业面临的风险比较大。

　　至于纯粹的经济风险，中国企业运营上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主要是汇率方面的风险。像津巴布韦，它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很高，因此它的汇率非常不稳定。我们有的公司到非洲投资，当时是拿美元进去的，但由于没有签相关合同，最后是用津元来结算。结果，虽然经过好几年的打拼，用当地货币算，赚了不少钱；但一折成美元，这些年基本上就白干了。几内亚这几年的通货膨胀率和汇率方面的风险也比较大。这是纯经济方面的国家风险。

　　政治方面的风险，非洲53个国家也不太一样。虽然总体上讲“政局趋稳，热点降温”，但是每个地方又各有特点。像索马里，还有西非的科特迪瓦、中部的刚果(金)，还有布隆迪，等等，这些国家虽然和平进程有一些进展，但整个基础还是非常脆弱的，随时可能发生一些动荡，中国企业在那儿投资会有很大风险。

　　再一个就是非洲国家的腐败问题，回扣要得很高，这可能会增加企业投资的成本。像在尼日利亚，石油勘探许可证分配方面特别缺乏透明度，这点连其总统奥巴桑乔都承认。虽然这几年非洲成立了一些相关委员会，也进行了一些相关行动，但是收效不太明显。因而最终形成了一个制度性的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极少数人掌握着社会大部分财富，而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况。这种状况就很容易引起民众对政府、对在那儿的外国公司的不满，发生一些绑架、袭击事件。

　　在非洲的恐怖活动主要集中在东北非，尤其是埃及，这块儿跟阿拉伯、中东是紧密相连的，发生的事件很多；再一个就是东非这块儿，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大使馆就发生过爆炸，这类事情也很多。第二类就是武装抢劫、谋杀还有强奸这些恶性犯罪事件，在南非比较突出。在南非，每年平均差不多有1100多人遭到武装抢劫、谋杀、绑架，外国人是遭袭击的主要对象。2004年，南非境内针对中国人的抢劫、绑架和枪击案就有60多起，造成20多名中国公民被害身亡。但实际上，也有咱们中国人自己在那儿的“窝里斗”、雇用黑社会杀人的问题，当然也有南非失业率高、贫困、枪支管制比较松的原因。再一个就是非武装类的抢劫，比如在肯尼亚，在街上随意抢劫，还有入室盗窃。因为社会治安太差，肯尼亚的保安行业特别发达。

　　尽管非洲地区国家风险较高，但我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非洲地区的国家风险跟它自身相比，近几年还是下降了。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只要事先有充分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周全的防范预案，还是可以有所获利、有所发展的。

　　王亚娟：亚洲这一块儿还没说。我们有些案例是发生在亚洲，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奇瑞、吉利兵败马来西亚”和“中国摩托车在越南”。还有韩国的工会问题，日本市场也挺封闭的。杜老师掌握情况很全面，请杜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杜奇华：我感觉啊，这个地区的民族意识太强，包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日本就更不用提了。我觉得主要障碍在这个方面。但从总体看，可能韩国是最好的，因为有大量韩国留学生涌进中国，大量的企业涌向中国，这个方面的合作做得非常好。在马来西亚和印尼，当地华人的地位问题自然影响了中国企业。实际上现在确实已经发生了针对当地华人的一些不太友善的行为，自然也就产生了一些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华人在当地经营得比较好，很容易引起人家的嫉妒。

　　谈到这儿，我得说一件事儿。去年咱们有五名博士在网上公开号召抵制圣诞节。这个行为很不好，你搞个抵制圣诞节，人家就可能搞你别的。所以我觉得，亚洲的主要问题是民族意识。如果从竞争的角度来说，中国企业在各方面是有优势的，应该没有问题。

　　凡是去非洲的人，基本上都能挣到钱；但到了欧美、亚洲的国家，有的时候你反而挣不到钱。就是这样。

　　王亚娟：姚老师，中东的情况怎么样？

　　姚桂梅：中东这个地方比较复杂。恐怖活动是一很大的风险，但还有其他。这个地区地缘政治太复杂了。宗教因素、大国因素都在那儿起作用，还有民族分裂问题，新兴的改革派、政治激进派，鱼龙混杂，使得中国企业在那儿经营的环境特别复杂，国家风险凸现。怎么避免呢？就是中国企业要注重在那儿的跨文化建设问题，还有就是要形成公司发展的区域责任感以及商业运营过程中的社会责任感，还要获得石油生产国、出口国政府方面的支持。这是降低咱们在那儿投资风险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渠道。

　　杜奇华：还有几个不利。一些中东国家对我们在海湾战争中的态度不满意，就把项目总包给了美国、英国，认为美英贡献最大。美英然后再分包给贡献“比较大”的一些国家，如埃及、巴基斯坦等，把中国排斥在外了。这个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周安平：我有一个想法，不知对不对。亚洲可以分成几块，中东、中亚、西亚那边风险太大。咱们主要是对东亚，因为这儿有“10＋3”和自由贸易区这些东西。除了刚才杜老师说的民族主义因素之外，是不是还有中国和周边这些国家在地缘、历史上的关系？有些国家历史上就对中国有种恐惧感或者戒心。还有，是不是可能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和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不存在互补性？

　　姚桂梅：在非洲也是。老说中非经贸互补性很强，其实在某些行业、某些部门，摩擦还是挺大的。像纺织、制鞋等。南非有个学者认为中国对非洲有五个方面的威胁：使非洲货币高估，影响经济多样化；非洲可能被中国商品吞没；中国对第三地市场的占领，使非洲失去世界市场；中国推行的“满足自身需求优先，非洲的良政和民主化考虑其次”的政策，从长远说会影响非洲经济的发展；大量中国公司和公民进入非洲，从长期看可能不利于非洲当地经济的发展等。所以，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要从东道国的长远利益考虑给人家做点好事，要树立大国风范。实际上，现实情况已要求咱们必须这么做。也许咱们刚开始“走出去”的时候，并没有长远打算。

　　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国家风险评估体系

　　江时学：我再说一个问题。亚娟开始时谈到，要规避风险，首先就要认清风险。你那儿冷，我就穿羽绒服；你那儿热，我穿个T恤衫就行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人家的国家风险呢？不外乎两种方法。一种是我们亲自去考察。但走马观花的考察，很难完全、深刻地知道、认识对方的国家风险。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国家风险的了解，至少我们搞学术研究的这一块，往往是看国际机构的评价。比较有名的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情报社(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 ，和牛津分析公司(OxfordAnalytica)。一般的大公司都要上它的网站，好几百美元买一份薄薄的杂志。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好多国家风险的报告，一些数据指标。

　　去年，国内一家企业委托我们做一个关于世界各国国家风险的课题。我们使用的材料，主要来自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途径。我们不可能为了完成你的课题，就去巴基斯坦或者哪个国家考察一下吧？

　　国内另一家企业也曾让我们做一个关于国家风险的课题。它给我们每人几张纸，说如果通货膨胀率在1到3，得分是 1；如果通货膨胀率是4到6，得分就是2；汇率这样变，得1分；那样变，得2分……它有它的一套，但其中的科学性有多大就很难讲了。

　　由此我联想到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2001 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怎么有这么多金融危机啊？有人说了，都是你们这些国际信用等级评估公司搞的鬼，什么穆迪呀，标准普尔呀。穆迪公司发表了一个报告，说泰国的信用等级从AAA降为BBB，又降为CCC，一会儿又说巴西怎么怎么的。他们是权威机构啊，谁敢不相信？！国际金融界有“羊群效应”，领头羊往口那儿跑，大家就跟着。他一撤资，我也撤吧。他为什么撤资？因为标准普尔、穆迪说泰国的信用等级降低了。可能人家本来挺好的，没什么事儿，就是被这“乌鸦嘴”一说，才导致了金融危机。当然，并不能说金融危机完全就是由信用等级评估公司造成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有关系。

　　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我们的经济总量将升为第三，又是出口大国，企业又要“走出去”。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只看人家的国家风险评估体系？当然，也许我们一些人会说我有我的国家风险评估体系，但你的体系谁承认？穆迪、标准普尔、经济学家情报社、牛津分析公司，人家那个可是金口玉言啊！我希望通过《世界知识》杂志呼吁，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国际上认可的、客观公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被国际投资者和企业家接受的评估体系。这也是软实力啊。

　　为了更好地“走出去”

　　王亚娟：关于国家风险大家谈得挺立体，也很丰富：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然后分地区；还有特殊的，像美国。尽管美国国家风险的评级是很低的，各方面都很好，但它从经济安全、意识形态上考虑得很多，所以中国企业在美国面临的国家风险要引起特别注意。

　　最后我想学一下崔永元，请每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也给咱们企业支几招儿。在目前的情况下，怎样化解国家风险？请杜老师先总结。

　　杜奇华：我就一句话：当一个国家技术强的时候，你“走出去”面临的国家风险就减少了。这时候你到它那儿去投资，它就觉得你对它的技术进步是有很大帮助的，就不会阻挠你了。这就跟一个人在企业里的地位一样：当别人都替代不了你的时候，你就没有风险了；当好多人都可以替代你的时候，你的风险就大了。我就觉得技术力量是关键。国力不强，就是因为技术水平不高。

　　江时学：我觉得有些国家风险再怎么规避也规避不了，除非你不出去。你“走出去”，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说，哪个部落的人来抢你一下啦。“走出去”前，你也知道这个地方的社会治安不好，但怎么规避？多几个保安？装个防盗门？有些风险很难规避。这个国家发生军事政变了，你能规避吗？规避不了。

　　王亚娟：对外经济活动早就放开了，谁都可以“走出去”。企业追求利润，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我们的人在国外出事儿有些恐怕是因为自身的行为不够检点，甚至是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感。

　　周安平：这个问题的确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姚桂梅：我说这么几句。跟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无疑是国家风险比较高的地方。但对于一个成熟的投资者来说，风险并不可怕。风险越高的地方，投资回报率就越高，但要求投资者有充分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周全的风险预防方案。尤其是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要担负起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拿出一定的利润来回报当地社会，要有大国风范。还有一点，就是要考虑和其他的第三国，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非洲进行合作。这样就可以将风险从大化小，就可以使我们的企业在非洲立于不败之地。

　　周安平：风险的增加也说明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多了，中国经济发展了。市场源是固定的，你切的蛋糕越大，就越容易侵犯别人的利益。我觉得，对于咱们自身来说，是要在发展中完善和保护自己。最有效的就是把调研工作做好，事先了解驻在国地区各方面的情况，比如民情、法律，把案头工作做好。

　　德国在中国设立了一个对德投资处，你要对德国投资，可以到这个地方去咨询，了解情况。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在国内已经有一些保护性措施或一些服务性领事须知了。比如像外交部领事司，都有侨务保护这方面的规定。但它还是比较肤浅、表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不管到哪儿，都要把情况了解透，把防范机制建立好。这样，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地规避风险，但肯定会降低风险。

　　王亚娟：好。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