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跨国公司与中国选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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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范黎波 郑建明 杨雅钧

　　正如政府、学界和实业界所言，符号经济已经冲击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和运行机制，而且危机的扩散效应正在进一步蔓延。跨国公司作为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在这次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程度之深均属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也受到了很大冲击。于此，社会各界就跨国公司受到的影响、未来的动向以及中国方面对此的反应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给予了广泛关注。

　　金融危机下的跨国公司表现

　　2008年，对于金融危机阴霾笼罩下的跨国公司来说，必将成为艰难的一年。作为实体经济中的主导，已深刻感受到了危机的破坏力，表现在：(1) 在战略上，公司主动采取裁员，缩减支出，合并机构，减少或撤回投资。(2)在财务上，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跨国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市值缩水，导致巨额亏损或盈利状况恶化。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对风险更加敏感，银行惜贷，资本市场不愿意为企业提供融资，使跨国公司的财务状况更加困窘。(3)市场方面表现很不乐观，销售下滑，库存增加，运营成本提高。(4)积极寻求政府援助和救济，一方面政府担心注资对企业的业绩提升不明显从而陷入危机漩涡中，另一方面，政府注资会导致政府持股比率上升，政府贷款和紧急融资使政府对跨国公司的干预和监管力度加大。

　　面对危机，裁员是企业应对危机的一种权宜之计，是典型的收缩行为，短期内是有效果的。但长期看，属于“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其实真正的治本方案应该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和升级等。

　　公司裁员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减少了人力支出，因为人力支出在跨国公司非利息支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裁员节约了大量的人力支出。另一方面裁员增加了公司的安置费用和补偿性支出，也导致政府的失业救济支出攀升。多数跨国公司所在的母国(发达国家)对员工的权益保障非常到位，要支付巨额的安置费用和补偿性支出，裁员的最终效果取决于上述两个方面的抵消。

　　从国际化视角看，跨国公司在实施全球裁员时，为了实现效率最优，在母国和发达国家少裁一些，在员工权益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多裁一些，这也是利用政策的不同进行的套利。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

　　加大力度还是迅速撤资？

　　中国市场作为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战略重地有着其独特的一面。一方面，日益开放的中国逐渐走向了更为广泛的全球合作框架之中，与世界经济形势息息相关，金融危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多地渗透在中国经济体的运行当中。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出于改革开放渐进性考虑，在市场经济体系的某些层面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性举措。也正是这种两面性，使得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市场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独特性。

　　众所周知，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中国经济已高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中国的经济金融已与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决定了金融危机是系统性的、全球性的，至少是区域性的，而不再是个别国家特有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那个国家能够成为金融危机的避风港，只是金融危机在各国传递的速度不同而使有的国家暂时没受明显的冲击。在金融危机期间，跨国公司偏好现金，会普遍减少投资，而不会认为某一个国家是安全港而加大投资。

　　跨国公司肯定会利用东道国的金融体系获得融资，实现资本国际化和资本全球化。看到中国市场更多开放性一面的人认为跨国公司总部资金获得情况将影响在华子公司，迫使其从华撤资。而看到中国市场一定程度封闭性一面的人则认为中国将会成为金融危机的避风港，各跨国公司会因此进一步加大在华投资。个人认为，大规模的从华撤资问题应该不会很严重。

　　目前，美国三大汽车业巨头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都正处于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大幅的市场销量下滑，造成资金周转困难。不管如何看待该产业的传统性，不论形式或程度的经济危机，它们都受到了特别“关照”。.

　　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销售不畅等问题由来已久，金融危机只是加剧了他们的财务困境，甚至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状况必将带来全球汽车产业新一轮的并购和重新洗牌，从而影响他们在中国汽车产业的投资策略。很多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寻求兼并收购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低价收购和整合行业资源的机遇，从而掀起新的并购潮。

   　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企业

　　在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企业也受到了较大影响。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企业面临着巨大考验：中国人寿(19.92,1.02,5.40%,吧)因为两次拒绝投资美国AIG而有惊无险地避开了风险；中国平安(25.75,1.80,7.52%,吧)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比利时富通的资产成为缠身的梦魇。那么，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应该如何选择，注意哪些问题成为了关注焦点。

　　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需要对投资进行战略分析和前瞻性分析，以安全保值作为投资战略的底线；二是需要细心研究投资相关的条款，防止外方变相地转嫁风险。

　　目前有些人提出将投资目标的重心转移到一些与金融危机风暴中心关联性不大的地区比如中东、非洲地区，但这一想法不具有可行性，原因主要在于：第一，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中东和非洲不可能独善其身；第二，即使中东和非洲也不见得有投资价值，因为政治风险太大，公司治理很差，投资者权益没有保障。应该说，全球投资格局还是以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为主，国际投资对制度和投资者权益最为敏感。

　　当前，中国的贸易格局是两个“三分之二”，即三分之二的进出口由外资企业来完成，三分之二的贸易属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是广大民工最主要的就业渠道。外资企业把中国国际贸易纳入其全球价值链，并成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预期渠道来传导。中国的贸易开放度远远高于金融开放度，因此贸易渠道的冲击要大于金融方面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本身就是金融危机的主要传导者。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合俊集团旗下在东莞樟木头两家工厂的倒闭就是例证。

　　在面临的新挑战下，对中国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型企业提出三点应对建议：(1)开源节流，增加收入，缩减支出和投资；(2)增加现金持有和现金储备，作为“过冬”的粮食；(3)减少产量和产品库存。与此同时，中国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型企业要抓住与挑战并存的机遇，填补已倒闭企业腾出来的市场缝隙，扩大本企业市场竞争力。

　　中国政府如何应对？

　　显然，在当前形势下，中国政府政策导向无疑成为了中国市场未来发展的风向标，甚至会对整个全球的经济发展态势产生深远影响。

　　在华盛顿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国家主席发表了题为《通力合作共度时艰》的重要讲话。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应该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认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讲话中，国家主席胡锦涛清晰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态度，决定今年中央财政增加投资 1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预计可带动社会总投资规模4000亿元人民币。

　　现在最大最急迫的问题是巨额的“热钱”或“国际游资”，2002年出现人民币升值压力以来大量进入中国，而现在人民币汇率处于盘整状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已表态，人民币有贬值的可能性，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这些游资很可能从中国撤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对于可能发生的外资撤离，当务之急是控制热钱和游资的撤出。中国现在金融资产市值占GDP的比重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游资撤出会加剧中国股价和房价的下跌，通过财富效应导致国内消费的减少，不利于扩大内需。

　　控制热钱和游资的撤出需要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监测，对异动和非正常情况需要及时预警。在此基础上加大外汇管制的力度，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1998年就恢复了外汇管制，这值得我们借鉴。

　　同时，金融危机也蕴藏着机遇，中国政府应该充分发挥作用，有所作为，在短期内需要加强对外投资行为的规范和监管，尤其是国有企业。中国对外投资有一些是假投资。从历年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数据来看，香港和三大离岸金融中心(萨摩亚、维尔京、开曼群岛)都占了大头，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些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转移资产、偷税洗钱。在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的老总喜欢通过对外投资获取个人利益、提高个人声望，而不考虑其成本和风险。

　　各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全球分工收益主要归属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却成为风险的承担者，中国对外投资效益差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为此，政府在长期内需要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上的发言权，加强金融主导权和国际定价权。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对刘(Laurence Lau)和杨格(Alwyn Young)的观点比较推崇，认为东亚经济增长不是传统经济和新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因为不断提高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水平刺激了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是，随着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减，东亚经济增速将会渐缓。基于此，我们更应该理性对待金融危机，在承受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还应该看到金融危机作为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一个现象是正常的，它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公平竞争建设是一种重要调节机制。中国企业需要加快进行产品和市场结构调整，坚强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要增强信心，在挑战中把握机遇，实现突破性发展。

　　(作者单位: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