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非洲兄弟认识上的三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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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论坛盛会让我这个曾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生活过七年的“老非洲”想起了那些久违了的非洲朋友，更准确地说是我的非洲兄弟。中国人喜欢说一回生、二回熟，非洲人则是第一次见面就可以称兄道弟，上至国王总统，下至黎民百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既然是兄弟，说话就随便了。记得那时每天上班有的黑人同事一见我就大声嚷嚷：“Mon frere，on dit quoi？” （“我的兄弟，咱说点啥？”）。这“咱说点啥”是许多讲法语的非洲人的习惯用语，既是打招呼，也有“有什么消息或新鲜事”的意思。天天上班见面，自然不会有什么新鲜事，所以我常常如实回答：“兄弟，咱没什么可说的。”对方听了故意抬杠：“哎！怎么会没得说呢？你还是不是我的兄弟？”有的白人同事见了这场面会打趣说：“看你们俩的模样不大像兄弟，顶多是同志吧！”

　　虽然说“兄弟”叫得亲热，但是毋庸讳言我们中国人对非洲大陆和非洲人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不久前我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听到一位女明星谈到她出国乘飞机的经历。当她走进机舱瞥见一位高大的黑人乘客已经就座，心中不由自主地打起了鼓：“可千万别坐在这个老黑的旁边”。这话有种族歧视嫌疑，在美国说出来难免要吃官司的，但是在中国却算不上什么事。其实非洲朋友也知道，说这种话或者有这种想法的中国人并无恶意，只能说明中国人对自己的远房兄弟的隔膜和生分，在认识上有很多误区。

　　误区之一：许多中国人凭直觉认为非洲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台湾学者李敖就在《李敖有话说》的电视节目中声称 “从生理上面来解释的时候，黑人的确在智慧方面所表达出来的黑人不多。作为大科学家大思想家不多”，但“黑人运动细胞跳起舞来那个韵律，世界第一流”。根据我个人观察，黑人表面上嘻嘻哈哈，不拘小节，实际上感情细腻，特别敏感。在与黑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随意恭维他们的体育特长。在他们听来，你们无非就是反衬暗示我文化经济不发达罢了。往重里说，这简直就是种族歧视。人人生来平等，凭什么说我们生来“能跑”？以我在非洲开发银行与来自40多个非洲国家职员共事的经历看，在同等教育程度的人中，不论是白人、黑人还是亚洲人，其实智力水平是不相上下的。在国际组织中，来自不同国度的人在一起共同工作，互相之间很少注意到肤色的不同，绝对不存在黑人在“智慧方面”的差距。恕我直言，如果硬要找什么差异的话，可以说在联合国以及各个国际组织工作的黑人总数要比中国人多得多（要是考虑人口比例，我们中国人更是少得可怜）。这当然不能说明中国人比黑人在能力或智力上低一等，但至少对非洲人笨的说法是一个有力驳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社会给黑人有同等的教育机会，他们和其他任何人种一样会出现大科学家、大思想家。

　　误区之二：许多国人以为非洲国家很封闭。但是以我的观察，非洲国家在历史上受到过长期的殖民统治，固然造成了社会发展的畸形和人民生活的苦痛，但是在客观上造就了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已经与国际自然接轨。举例来说，中非、西非的15个国家以非洲法郎为统一货币，其历史比欧元早了近半个世纪。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欧、美发达国家都有很多非洲移民。这些来自非洲的黑人中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大学教授，还有政治活动家。虽然阶层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比较彻底地融入了移居国的社会，成为他们所属的阶层的一分子。尤其是黑人知识分子，穿西装，系领带，吃西餐，从思维方式到行为举止都与西方绅士无异。来自加纳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南非总统姆贝基曾被威男性时尚杂志《君子》评为世界“最佳衣着男士政界显要”，成为西方女性心仪的对象。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是著名的法语文学家，其诗歌作品连法国一般知识分子都觉得深邃难懂。在非洲，不仅中产阶层都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就连街上的顽童都可以操流利的法语、英语或葡萄牙语与游客交流。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就比较显得格外保守封闭，不管到了哪国都倾向于从事较为熟悉的职业，如办洗衣店、开中餐馆等。在日常生活中，也只喜欢与中国移民交往。不少华人长期居住在国外，活动范围却局限在唐人街，只看中文报纸、电视，在国外多年依然不能熟练掌握侨居国语言，这就大大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误区之三：我们对非洲还有一个“非常穷”的刻板印象。国际媒体对于非洲的报道本来就不多，但是一旦报道大多与疾病、饥饿、政变、战争、腐败、债务等等负面消息有关。有一位懂中文的非洲人跟我抱怨过：你们中文为什么把Africa叫“非”洲，把America叫“美” 国？从统计数字上看，非洲的确是世界几大洲里最贫穷的一个，五十多个国家中有近四十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低于一千美元，整个非洲大陆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还低于一个欧洲中等发达国家。实际上非洲是双重经济，除了穷人之外，也存在一个有着相当消费能力的富人阶层。这些人基本是当地大中企业白领、小企业经营者以及政府高级公务员，他们生活富裕，有房子、有汽车、有佣人，生活水平绝对超过中国的中产阶级。另外还有不少发达国家大公司派驻人员、外国技术专家以及当地少数资本家。有些非洲国家在统计通货膨胀率时，先算一个最低生活品的价格增长指数，再算一个以欧洲方式生活的价格增长指数，然后再计算平均价格增长指数。比如说，小轿车的价格上涨只对富人有影响，而公共汽车票价只影响穷人的生活。这样，通货膨胀率对不同阶层的人实际影响就显示出来了，以便政府在制定社会经济政策时有所侧重。对于搞出口贸易的国内企业来说，掌握了这两个市场的不同特征，才能有的放矢。对于穷人市场而言，顾客购买力低，但人数众多，所以出口产品要讲究实惠，发挥价格竞争优势；对于富人市场而言，出口货物要讲品牌意识，制作精细，价格适中或偏高均可。我觉得在非洲市场上最忌讳在价格和质量上的中档大陆货，穷人买不起，富人看不上。

　　非洲市场值得我们去开发，非洲人民需要我们去理解。与非洲兄弟接触多了，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可爱和可敬之处。对我个人而言，我最欣赏的非洲兄弟们在逆境中保持快乐达观的生活态度。我去南非出差，看见数百黑人聚集在政府大楼唱歌跳舞，一打听原来是失业工人在抗议示威。一位黑人兄弟对我说：“我们非洲国家的问题够多的了，所以我们不会自己再跟自己过不去。当然，要是我们的经济能和中国一样发展，我们会更快乐。” 正是出于对中国的尊敬和羡慕，非洲人特别喜欢和中国人“攀亲戚”。记得有一次，一位黑人同事拿着当地报纸兴冲冲地来找我，指着一则“中国科学家首次从遗传学上得出东亚人群源出非洲”的消息说：“你看，我早就说我们是兄弟。这回可是你们自己研究出来的，怎么样？咱们还真是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