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非洲朋友——Pacheco

greatbbi

2005年底，我有幸作为中国专家团的一员赴非洲参与了中国政府对西部非洲国家安哥拉共和国的政府援助项目。

　　那年10月底，从武汉出发的时候天气还乍寒犹暖的，一件T恤一条牛仔裤就可以走遍三镇。抱着出远门行李越少越好同时也是想偷懒的想法我就闪亮出发了。好家伙！到了北京地面温度只在十度左右，首都机场大厅里整个都开着暖气呢。

　　一路疲惫的飞行了十六个小时后，在印度新德和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短暂停留后，我们一行四人抵达了安哥拉首都——罗安达。飞机快降落时在天空盘旋了几圈，放眼向下望去，苍茫大地，一片片的贫民窟、全是四四方方的矮房子，植被稀少，大片大片的土地裸露着岩土的红色。说是国际机场，其实航站楼就是一幢二层的破旧楼房，从外到内那建筑只相当于我国八十年代的县城的礼堂。

　　海关的移民官是个胖胖的黑人妇女，穿着墨绿的制服，戴着眼镜，面无表情的接过我护照、邀请函，扫了一眼就盖章放行。走出机场，许许多多的非洲小伙笑着冲我们比划着成龙影片里的功夫动作，口里喊着“xiang  gang(香港)shang  hai(上海)”。

　　从1975年独立后一直到2002年都在打内战的安哥拉国民经济破坏得非常厉害，人民生活也比较困顿。整个城市就像是一个大的停车场，本来就不宽的道路两边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车辆，虽然如此，安哥拉本地的司机们却像开赛车一样驾驶车辆，左冲右突，常常让我们唏嘘不已。  

　　让我逐渐与本地司机拍歇科成为好朋友的原因一方面是基于时常惊险的乘车经验，另一方面是他比其它本地司机更加快乐的表现。拍歇科是一个三十岁的安哥拉人，个子魁梧，爱说爱笑。因地处热带，室外深度常年在三十五度以上，可是拍歇科一直喜欢戴一顶绿色的军帽。每当我乘座他的车子出去办事时，拍歇科都有讲不完的笑话，他告诉我内战中他爸爸把他和几个弟妹们一起送到了纳米比亚，从而躲过了战火。同去的伙伴问他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拍歇科说他爸爸已经很老了，没事就在家睡觉，一直睡……拍歇科在纳米比亚他渡过了八年的时光，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大学。从大学的课堂里他了解中国的抗战，还与我们一起谈论南京大屠杀，当我告诉他，如果中日再战，我和我的朋友们都会加入军队与日本作战，他静静的听着，然后举杯与我们干杯说“for  our  friendship”，而从未表现出惊异，也是许是因为安哥拉的内战中，他的祖国也曾饱受南非军队和叛军的蹂躏，经历了战乱的苦乱而怀有同感吧。  

　　拍歇科月薪300美元（本地其它非司机雇员月薪最低600美元），加上每个周末开车去以色列农场或者中国农场买菜有15美的加班费，月收入一共350美元，可是他却比一般的安哥拉司机表现出更多的快乐和乐观。  有一天外出，车子经过一户有高高围墙的房子，门口有士兵持枪站岗的房子时，他告诉我他家到了，于是我们顺便进去小坐了一会，原来拍歇科的爸爸是安哥拉军队后勤部主管军费开支的两星中将，在他家里我看到了他们一家的合影和他爸爸的戎装照，那是一个胖胖的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肩上两颗将星。家里的摆设风格不俗，整根的象牙雕刻着精美的图案，客厅里的小酒巴里有50多年前的法国原产葡萄酒。

　　出门后我问拍歇科，你爸爸是将军，你为什么安心当一名司机却不让你爸爸帮你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呢？他说，我爸爸是我爸爸，我是我，我不想别人说我是靠我爸爸，别人问起我爸爸是干什么的，我总是说我爸爸是一个老人，很老很老了，一直在家睡觉……  

　　这也许是外国人与我们显著区别的一个方面吧。如今，我们时常在各种媒体上看到关于我国人口男女比例失调的报导，而在饱经内战的安哥拉，男女比例更严重失调，据说达到1：8，在大部份非洲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从一定程度来说，这也是非洲AIDS流行的一个内因。可是拍歇科却只有一个女朋友，而且她在纳米比亚。2006年1月，拍歇科请假去纳米比亚陪他女朋友贾斯菲娜过生日，我也因任务完成而回国，未能再联系，06年年底，中非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非洲四十多个国家的元首齐聚北京，今年二月，胡锦涛主席计划出方非洲八国，这将更进一步加深中非人民的友谊，我希望中非友好世代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