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经济步入“黄金发展期”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5-11-7 21:42:39 |显示全部楼层

非洲虽处在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期”，但非洲把握历史性机遇的能力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加强自主发展能力至关重要

　　在对全球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综合评判中，非洲通常被定位在全球经济的底层，非洲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经常被描绘为“边缘化的角色”。2000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的大幅标题是《非洲，一个没有希望的大陆》。“非洲悲观论”代表了当时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主流观点，但仅仅十年后，《经济学人》的评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10年的封面报道题为《出笼之狮》，2011年题为《崛起的大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0年的报告也以《狮子在前行：非洲经济体的进步与潜力》为题，充分看好非洲经济的未来走势。　
　非洲经济悄然腾飞
非洲经济的腾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悄然开始，并步入了独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增速最快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黄金发展期”。
　　经济发展进入到全面、持续性的高速增长阶段。上世纪80年代，非洲经济平均增速仅为1.8%，90年代为2.4%，1997～200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GDP增长则达到近6%。2009～2011年非洲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发展环境异常艰辛，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2009年全面扩散至高度依赖原材料出口的非洲，2011年的北非动乱尤其是地区经济强国埃及和利比亚的政权垮台，给非洲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但这一期间非洲经济增速依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非洲的发展具有普遍性，在南非、安哥拉、尼日利亚等大国、资源国的带领下，小国、穷国和资源贫瘠国也均有不俗表现。2001～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10个国家中有6个来自非洲，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1～2015年，前10国中将会有7个非洲国家。　
　发展的效果更为显著。非洲经济一直徘徊于“有增长，无发展”的怪圈中，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一项评判非洲经济绩效的核心指标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经济增长率开始高于人口增长率，扭转了人均GDP负增长势头，非洲人均GDP增速从上世纪80年代的-1.1%、90年代-0.2%，转变为1997～2008年的3.7%。非洲的人均GDP水准高于印度，其中十多个国家已高于中国。
　　对外资和国际市场的吸引力不断提升。2000年之后流入非洲的国际直接投资呈爆炸性增长，从2000年的10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0多亿美元。除欧盟、法国、英国、美国等传统合作伙伴外，中国、印度、日本、土耳其、巴西、韩国等新生力量相继以“合作论坛”或“首脑峰会”等形式，推动对非关系的长期化和制度化建设，其中又把经贸合作作为强化对非外交的“压舱石”，对非贷款、援助和投资均创历史新高。
　　非洲近十多年出现的“发展黄金期”是由多种因素共推所孕育的，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飞涨让非洲获益匪浅，非洲各国的在良治、财政和规范上的一些自发性改革也卓有成效，但关键还是来自于非洲大陆内部发生的新变化以及国际社会出现的新变量。　
　一方面，非洲政局步入了独立以来最为稳定的阶段。频繁的内战和冲突一直是延滞非洲发展的主因，如今虽有少数国家仍存战乱，但整体安全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过去20年里，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国的长期内战已告结束，且成为地区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力量。与北非“人心思变”的社会状况不同，47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由于久经战乱折磨，“人心思稳”是社会的普遍心态。非盟内部对政变、战乱等所推出的一系列制度化的举措，也大大降低了非洲国家政局的动荡性。　
　另一方面，新兴大国成为推动非洲发展的新动力。历史上，欧美对非洲经济的影响力是统治性的，双方经济关系基本是附属性的，无论投资、贸易还是援助，非洲均严重依赖欧美。如今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其带来的冲击力在非洲表现得非常充分。中、印、巴西等新兴国家在非洲对外贸易额的比重已从1993年的4.6%增至如今的40%，中国已连续几年成为对非贸易第一大合作伙伴。　
　非洲发展依然脆弱　　
客观上说，非洲虽处在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期”，但非洲把握历史性机遇的能力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总体上看，非洲目前的发展处在“量变”阶段，自身能力还未能突破“质变”瓶颈，外力作用大于内力推动，非洲能否克服内部沉疴，改变发展的“脆弱性”和“易变性”特点，是其面临的最大历史性挑战。先撇开腐败、内乱、治理以及殖民影响等因素，其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能否有效解决，将是非洲经济未来能否“脱胎换骨”的根本。　
　经济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弱，导致经济与社会不能得到平衡发展。除南非外，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低，资源国依赖资源出口，资源贫瘠国则依赖一到两种经济作物的出口，部分国家则以旅游业为主导。如赞比亚铜矿出口占出口总收入的70%，原油出口占尼日利亚出口额的95%，咖啡出口创汇占埃塞出口的60%。2004～2008年安哥拉是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但2009年因石油市场的波动安哥拉增速猛降至-0.5%。同时，非洲市场机制不完善，农民对农产品市场价格反应能力有限，国内生产不能及时反映出口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变化，加上政府扶持能力有限，使得非洲部分农业生产国常出现“丰收时无人买粮，缺粮时无人种粮”的现象。　
　援助依赖度过高。目前非洲超过70%的公共财政来自国际发展援助。发展援助对非洲经济是“双刃剑”，一方面给非洲“输血”，但同时却极大地破坏着非洲经济的“造血”功能。非洲经济能力难以消化巨额援助资金，金融系统落后，金融人才缺乏，难以找到较大的投资机遇，最终资金只能流入消费领域，部分非洲国家甚至采取措施，吸取社会过剩的资金以防止通货膨胀。2005年，乌干达被迫发行国家债券，吸收过剩流动多达7亿美元的资金，而与此对应的利息每年高达1.1亿美元。赞比亚著名学者、《死亡援助》的作者莫亚曾讽刺道，“免费午餐”式的援助资金对维持一个低能的政府是绝佳的方式，政府不需考虑如何增税，不需考虑人民不满情绪，只需向援助机构拨打求救电话就能要来下一年的财政款。　
　全球化反而愈发凸显非洲的发展短板。除了资源优势外，非洲在人才、资金、技术和产业发展上都处于全球化的最末端，其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在产业发展上，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国的制造业已相当成熟，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非洲寄予厚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困难重重；而在农业领域，面对欧美高额的农业补贴，非洲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过去20年，非洲旨在通过加速地区一体化，联合自强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但其内部的整合能力较低，地区一体化更多是“形式大于内容”，至今非洲的内贸只占非洲总体贸易的12.5%，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之下由法国主导建立的非洲14国“非洲法郎”货币体系反而影响力更大，不但支撑着这些非洲国家的经济运行，还为法国商品流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非洲发展有待转变思路　
　2012年5月第22届世界经济论坛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与会代表聚焦非洲经济转型问题。非洲的经济转型面临复杂挑战，需要重构生产、销售和消费结构，而非洲的转型难以靠外力推动，自主发展能力至关重要，而国家又发挥着核心作用，非洲在发展思路上需要准确定位和新的思路，跳出之前的固定思维和模式。
　　政策规划需符合非洲实际和自身发展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起，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政策或发展战略均是由欧美国家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所制定，目前仍有许多国家依旧是“参照国外的处方去抓药”。这些政策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求各国必须构建出一套完善的制度，在“高标准，严要求”的机制保障下再行发展经济，但这些政策要求往往又不接非洲“地气”，难以执行。目前非洲政府不但需要把握发展的主导权，在政策规划、实际操作上更应“边学边干”，经济改革方向可从易到难，发展项目设计可从小到大，经济能力建设从简单到复杂,谨防给发展设定太高的标准和太多的禁区。例如在农业土地的使用问题上，部分西方媒体和NGO猛烈炒作所谓的“新圈地运动”，而现实情况则是非洲多数国家手握大量的闲置土地，但由于缺乏投资和技术，农业发展滞后，粮食不能自给，而另一方面大批的外来投资者却迫于舆论压力和政策的摇摆而被拒之门外。
　　发展模式应取众家之所长。随着中印等国的经济影响力在非洲提升，“向东看”成了许多非洲国家的政策趋势。部分非洲学者也提出“向东看”不仅是经贸合作上要“向东看”，发展理念和模式也应该“向东看”，“北京共识”还是“华盛顿共识”成为非洲政、商、学、媒各界讨论的热点。但这种对比往往把问题简单化，人为地让中国在非洲问题上站在西方的对立面。中国只是给非洲提供了另外一种借鉴与选择，另外一种发展思路，非洲需要取其精华而形成非洲自身的“发展共识”，其中印度和南亚等国中小企业发展和借贷模式，中国的“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西方优秀的管理经验和其所强调的财政自律，都可为非洲所借鉴。　
　中国可考虑适度地向非洲进行产业结构转移。西方在非洲的贸易与投资大多是在金融、资源、高科技和部分服务领域，而中国产业链从低端到高端一应俱全，在全球化时代与非洲的产业竞争更为明显，例如轻纺等产业在中国已相当成熟，而非洲则属“朝阳产业”，这些产业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许多非洲国家把其失业问题、产业发展滞后问题都归结到“中国制造”上。而中国目前沿海各省也面临经济结构升级问题，在防范出口污染的前提下，可考虑把一些产能过剩、利润空间萎缩和国内市场竞争激烈的产业转移至非洲，一旦成功对中非将是“双赢”局面。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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