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赞比亚“淘金”：中资公司入非 跨越多重隔阂

莫愁

　赞比亚正在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块“新大陆”，摩擦、冲突时起，横亘在中国企业和赞比亚之间的隔阂，表面上是法律和劳资关系，更深层次的则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作为曾经“全天候”的朋友，中国人需要学习和了解全球化的规则，成为赞比亚商业上的利益伙伴。
　　“竞争对手都是中国人”
　　赞比亚南部国家自然保护区，2013年10月末，百无聊赖的通巴族少年，在一间茅草棚里打桌球，白色的母球已经缺损了三分之一。卡夫伊河边的渡口，没有任何显示地理坐标的标志，这里离最近的城市乔马有一百多公里，距离首都卢萨卡则有近五百公里。
　　王汉卿领着两名同事从越野车里下来时，顿时吸引了所有通巴族人的目光。尽管地处自然保护区，但这里并非旅游者青睐的线路。
　　通巴族人很好奇地盯着这些中国人——在他们的地盘上，中国人出现了。
　　王汉卿是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建）十一局卢萨卡办事处的总经理助理，另两名同事也是中国电建河南电建二公司的员工，他们要从伊泰兹修建一条输电线路到卡夫伊河边。对生活在草原上的通巴族人来说，停电就像雨季的雷雨一样，随时来袭。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国家四分之三的家庭，约5亿人口至今尚未用上电。电力问题已成为非洲国家的首要问题。因为缺电，非洲每年要付出高达380亿美元的代价。赞比亚目前电力缺口达200MW（兆瓦），在北部工业发达的铜带省，“电力能够保障正常供应，这是我们招商引资的一个卖点。”中国有色中赞经济贸易合作区的赵金生工程师介绍。
　　中国过剩的水电建设队伍，正好遇上电力“饥渴症”的欠发达国家。说到参与建设过的水电站，中国电建十一局的工程师刘元广难掩自豪，“蒙古国和伯利兹，来赞比亚之前在这两个地方干。”伯利兹，在世界地图上，需要拿放大镜才能找到的一个中美洲岛国，32万人口。
　　赞比亚是中国能源建设企业走出去的一块“新大陆”。在非洲大陆，仅有8%的水力资源得到开发，而赞比亚拥有南部非洲超过40%的水资源。
　　事实上，中国水电建设企业以欠发达国家为目标迫不得已。在国内，“大江大河早就开发得差不多了，而且，竞争激烈，要么亏本上项目，要么转型去做其他基建项目，比如火电、路桥。”一位不愿具名的水电专家称。而诸如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水电资源早已开发殆尽，“现在人家做的是拆坝，而不是建坝”。
　　以中国电建十一局为例，海外业务贡献近一半以上的利润。不过，海外的好日子早已远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项目的毛利率能达到30%，现在摊得非常薄。”山东电建一位人士表示。
　　2011年9月，国资委组建中国电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能建）。在赞比亚南方省曼巴镇，山东电建建设的曼巴火电站在一座山坳里拔地而起。这也是赞比亚第一座火力发电厂，业主为印度公司。双方合作良好，本已达成意向，锡那宗圭区的另一座火电站也由山东电建承担，但是，另一家中国企业的出现，合作再生变数。
　　“以前去投一个项目，十家企业中一般有两家中国企业，现在至少一半是中国企业，竞争日趋混乱。”山东电建曼巴项目部副总经理王洁表示。
　　“如果吓到鳄鱼， 必须停止作业”
　　从曼巴镇通往南方省省会乔马，只有一条两车道的柏油路。在南部非洲，邻国津巴布韦、刚果（金）、纳米比亚曾经历过剧烈的政治变革和流血冲突，赞比亚人以温和著称，在历史上，中国是赞比亚人民的“全天候”的朋友。
　　奇怪的是，在进入锡那宗圭区的柏油路上，当南方周末记者向擦身而过的卡车里的人挥手致意时，有人竖起了拳头。大约40分钟的车程后，路边铁锈斑驳的“科蓝煤矿”指示牌，才能诠释拳头里的敌意。
　　2010年10月15日，科蓝煤矿工人抗议恶劣工作条件。示威中，12名矿工被两名中方管理者开枪射伤。2012年8月4日，科蓝煤矿再次发生骚乱，一名中方管理人员被矿工推入井下致死。
　　南非金山大学中非项目负责人布瑞吉特介绍，科蓝煤矿两次事故，确实让很多非洲人都感到吃惊。在这个距离卢萨卡320公里煤矿里的故事，被西方媒体解读为中国对非投资负面清单之一。
　　2013年2月份，赞比亚政府收回科蓝煤矿的采矿权，代表政府宣布决定的正是赞比亚能源部部长姆瓦穆坎贾。11月10日，他在办公室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经过我们调查委员会的评估，科蓝煤矿的安全和环境标准存在严重问题。”
　　赞比亚的失业率约为50%，超过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赞比亚健全的环境保护立法和严格的执法确实令初来乍到的中国人十分吃惊。其《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法》规定，不仅建设项目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规划和政策也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议会可以“确定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项目、项目类型、计划和政策”。
　　2011年9月6日，伊泰兹水电站项目开工。而在开工前，“环评整整花了一年，各种各样的问题，你都得回答”。这与项目经理李延伟在国内的经历反差甚大：“在工程管理的课程上，一般讲到项目的安全管理和环境保护这两章时，老师都是同样的反应，没什么好讲的，可以直接翻过去了。”
　　伊泰兹水电站位于赞比亚南部国家自然保护区，水电站所在的卡夫伊河中有鳄鱼栖息。“那天正在山体里爆破，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立即过来叫停了，说是先检查看有没有吓到鳄鱼，如果它们被吓跑，必须停止作业。”
　　于是，爆破立刻停下来，他们帮助保护区去寻找鳄鱼。在工地附近的卡夫伊河发现四条鳄鱼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让爆破继续。
　　得罪不起的工会
　　2013年10月底到11月初的两周，赞比亚报纸的头版头条几乎被同一个主题填满：KCM公司是否会和政府对抗到底？
　　KCM的铜矿产能在赞比亚稳居前三，10月底，突然传出裁员1500名，随后，赞比亚总统萨塔发话，只要KCM辞掉一名员工，就将收回KCM采矿许可权。
　　中国有色中赞经济贸易合作区总经理昝宝森表示，“萨塔当年的竞选口号便是打击腐败，把更多的钱放到更多的人的口袋里。”而在劳资关系上，萨塔表现极为强硬。
　　劳资关系，正成为中资企业在赞比亚投资的一大困扰。
　　2013年11月3日，陈志敏见到了矿工工会交过来的2014年劳资谈判初稿。陈是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副总经理，分管劳资。“工会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修改休假规定。”更硬的骨头还在后面，“几乎每年都要求涨工资。”最高的一年，工人总体工资涨幅达到15%。和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的铜价一直低迷，NFCA上半年出现了亏损。
　　在NFCA，矿工的基本工资已经超过每月1000美元，这还不包括各类补助。而赞比亚普通的工薪阶层，基本也就200美元左右，更不要谈那些失业者。
　　强大的工会是中国企业不敢得罪的对象。谦比西铜冶炼有限公司曾发生过几次罢工，总经理助理左云坦言，“已经学到了很多。比如在这边给工会安排了办公室，平时有事没事都会沟通”。
　　到中国企业上班，对大多数缺乏工作技能的赞比亚人而言，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鲁宾达的老家在旅游城市利文斯顿，从2011年4月开始在伊泰兹水电站上班，两年过后，他已成为一名娴熟的电工。“我在这里最大的收获，不是工资，而是学到的技能，这保证我可以在赞比亚任何一个地方找到一份工作。”
　　对赞比亚人而言，劳资关系还指向安全的生产环境。乔纳曾在科蓝煤矿的井下工作过，在曼巴镇上，乔纳对南方周末记者抱怨，“没有安全帽，没有靴子，什么防护设备都没有”。
　　“囚笼”中的中国工人？
　　显然，横亘在中国企业和赞比亚之间的隔阂，表面上是法律和劳资关系，更深层次的则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
　　2010年8月，黛博拉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在向海外输出囚犯吗》。黛博拉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专事研究中非关系研究，曾以《龙的礼物》一书享誉学术界。作为此领域的权威，她详细考证了中国人向海外输出囚犯这条新闻的来龙去脉。
　　最早刊登这条新闻的是一家印度媒体，称中国政府将正在服刑人员输出到斯里兰卡和部分非洲地区。到了赞比亚当时反对党领袖萨塔嘴里，这条新闻变成——8万名刑满释放的中国人在赞比亚工作。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周欲晓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这只是当时反对党的选举策略。”在竞选期间，萨塔还放话，一旦当选，将承认台湾独立，将中国人从赞比亚赶出去。
　　显然，“中国工人是刑释人员”这看起来匪夷所思的结论，符合赞比亚人对中国工人的心理定位。黛博拉分析称，“中国工人通常生活在条件极其简陋的简易房屋里，而且，门口通常有保安把守。不过，他们把守的目的是防止建筑材料被盗，而非看守中国工人。”
　　令赞比亚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工人几乎是全年无休地在干活——没有周末，远离妻儿，夜晚工地通常灯火通明。这样的生活，在赞比亚人看来，等于是在囚笼之中。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位于铜带省卢安夏铜业公司被迫破产。中国有色随后接手了这家在英殖民时期成立的公司。在中色卢安夏铜业公司党委书记李云生的办公室，除了办公桌后的黄皮肤，屋子的装饰几乎一寸未动，似乎英国人昨天才刚刚离开。
　　“赞比亚人非常喜欢体育。”李云生说。所以，在接掌了英国人的铜矿后，中色将其名下的18家体育俱乐部也一并揽下。中色本地化的更大努力，还包括对本地员工的使用。
　　在为英国人服务十几年后，卢安夏居民卡曼加被聘任为中色卢安夏的副总经理，他坦言，“确实，在决定到中色工作前，报纸上对中国人的负面报道很多，我也很担忧。进入中色工作后，我觉得除了管理方式有差异，中国人做得并不比英国人差。”卡曼加称。
　　不过，中国人仍在为沟通付出成本。2012年8月4日下午，罢工示威的科蓝煤矿工人将一名中国管理人员推入井下。这出悲剧本可避免。“因为在上午就已经答应了工人涨工资的要求，只是两方沟通不及时，加上中方这边的英语很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
　　（南非金山大学中非报道项目对本文亦有帮助，本文来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