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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非洲:坦桑尼亚中国剑麻农场的真实故事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5-11-10 00:07:20 |显示全部楼层
  [ 在访谈中,受访者一直强调农业与剑麻的战略属性。他们抱怨说,在非洲搞农业,见效慢、风险高,没有政策的实惠,单凭企业一己之力,很难有动力在非洲做好农业 ]
  中国农业“走出去”在非洲的真实情况如何?在非洲务农,收益怎样,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怎样在非洲经营一个农场,怎样管理当地工人,如何化解矛盾?“海外囤地”的“战略”有现实可操作性吗?到非洲种地,到底是为了扶贫,为了盈利,还是为了战略?
  为此,《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一家位于坦桑尼亚的中资剑麻农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以试图找到上述问题的真实答案。
  剑麻农场
  本报记者一大早从坦桑尼亚经济首都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出发,沿着莫罗戈罗大道向西行,320公里外的莫罗戈罗省内地,一处由中国人管理的剑麻农场就在那里。
  剑麻是多年生经济作物,其价值在于它的叶子中的剑麻纤维,它不仅是船缆绳、麻袋、地毡等的原料,近年来,剑麻的用途越来越广泛,例如,高层电梯所用钢丝绳的内芯、不锈钢抛光布原材料等等。
  19世纪末,
[color=]德国
殖民者把剑麻从
[color=]巴西
带到坦桑尼亚,因气候条件无与伦比,坦桑尼亚很快便享有了“剑麻王国”的美誉,莫罗戈罗省又因为德国人修的“中央铁路”,进而成为剑麻主产区。
  3个小时车程过了莫罗戈罗省城,路况开始变差,越野车也随着道路上下颠簸,再过两三个小时,一大片剑麻田边,立着一块牌子:China State Farm(中国农垦),剑麻农场到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垦集团(下称“中农垦”)开始在非洲投资农场。1999年,由于看好剑麻的市场前景,又有种植剑麻的技术支撑(中农垦的关联企业在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地都有剑麻种植的经验),加上中国进出口银行(下称“进出口银行”)的支持,中农垦开始在海外寻找合适的农场,以种植剑麻,而“剑麻王国”坦桑尼亚是首选之地。
  汪路生,60岁,剑麻农场总工程师,为当时第一批前期考察人员。据他回忆,一开始他们看上的是莫罗戈罗省境内另一块农场,但因谈判未果而放弃。
  就在汪路生一行人失望中返回之际,在路上遇见了另一个中国人,这次偶遇促成了如今的剑麻农场。
  郝建国,现任坦桑尼亚中非商会会长,当地华人圈公认的“老坦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在坦桑尼亚工作过10年,且是管理农场。1997年,人多地少的江苏省率先提出了“农业走出去”战略。当时在江苏省农委工作的郝建国再次被派到了坦桑尼亚。1999年底,他在莫罗戈罗考察时遇见了汪路生一行人,从此与剑麻农场结了缘。
  在郝建国的牵线下,最终促成坦桑尼亚驻
[color=]法国
前大使以120万美元的价格,将自己在莫罗戈罗省基罗萨(Kilosa)县鲁代瓦(Rudewa)乡总占地6900公顷、经营不善的两个农场卖给了中农垦。
  与不少非洲国家一样,坦桑尼亚大部分土地是国有或社区所有。所谓“购买土地”,实际上说“租”更确切,租的是土地经营权和地面建筑。
  在坦桑尼亚,租期有33年和99年两种。剑麻农场的租期就是99年,每年需要向国家缴纳土地使用税,不过税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除了土地使用证外,坦桑尼亚
[color=]法律
还有“事实所有”的规定:一块土地,如果所有者不使用,国家或社区有权收回。因此,在拿到地之后,即使产权明晰,倘若经营不好,仍然有得而复失的可能。
  以剑麻农场为例,目前6900公顷的总面积只耕种了其中约五分之一,1381公顷的土地。2011年下半年,坦桑尼亚
[color=]财政部
长姆库洛(M. Mkulo)曾到这里拉选票,就有当地村民声称,中国人“占了地十几年不耕种”,要求政府把土地收归国家、分给当地村民。
  姆库洛当场回绝了这个要求,称赞了中国人的农田管理和中国的发展经验,说收回土地会吓跑中国投资者,不利于坦桑尼亚的发展。
  虽然是财政部长支持了中国人,但土地得而复失的风险仍然让剑麻农场的中国人感到担忧。在非洲耕耘了十几年的企业尚且担忧,更不用说只圈地不耕种“海外囤田”的想法了。
  筚路蓝缕
  农场坐落在森
[color=]林中
的一片草场中,在一棵最显眼的猴面包树下,是两间显得破旧简陋的平房——中方管理人员的宿舍。宿舍后面就是密林,农场的中国人就是这样每天与非洲的昆虫们相伴。
  早上六点,农场总经理管善远就已经起床。做早饭、炒辣椒、洗碗……样样都得自己来,发电也要自己动手。“十几年了,条件一直很艰苦。”管善远说。
  七点半,中方管理团队准时乘车去上班,基本上每天都是如此。“我们基本上没有休息日,即使坦桑尼亚的法定假日我们也是在工作的。”汪路生说,“就连大年三十也是在工作中过的。”
  2000年3月,汪路生第一次住进这间宿舍。没有水、没有电,只能靠雨水洗澡。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组建起了剑麻农场中方管理团队,开始了此后十几年如一日的艰苦劳作。
  此前,这块土地已荒废了十多年,而开荒的最大难度就是清理障碍,包括高大的树木、带刺的灌木丛和比人还高的杂草。
  为了重新开垦,中方工程技术人员带领当地员工,在灌木丛里辛苦劳作了半年之久。砍树、铲草、填坑、平坡,终于在2000年下半年的小雨季来临之前开出第一批土地。当年,他们种下了约100公顷剑麻苗。
  然而,就在此时,资金链断了。
  此前,进出口银行承诺给剑麻农场提供900万美元贷款。然而,据郝建国回忆,在实地看了农场的条件后,进出口银行认为与预想差距过大,此后调整了贷款政策,改为要求中农垦实物抵押。而中农垦当时缺乏抵押物。就这样,从2001年起,资金链断了。
  剑麻是一种很特别的植物。它的生长要经历一个“幼年期”——种下之后的头三年必须要进行抚育,无法收割。这意味这三年只有耕耘,没有收获。
  那时,农场正准备续种,工资还没有发,只有生活费。到最窘迫的时候,连生活费都要上交,给当地工人发工资,以维持农场运转。
  直到今天,郝建国和汪路生在回忆那段辛酸往事时,都不免动情。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剑麻农场的母公司将赞
[color=]比亚
中垦农场的资金挪到坦桑尼亚,加上进出口银行后来贷出来的50万美元,这才坚持了下来。到2004年,剑麻种植面积达到了1000公顷,并开始收割第一批剑麻。
  此后,农场逐渐进入平稳发展期。2008年,农场的剑麻纤维产量达到了约1900吨,实现了盈亏平衡、略有盈余。2011年,产量达到了
[color=]高峰
的约2600吨,按照1100美元/吨的价格,毛收入约286万美元。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首届峰会召开,这也影响到了远在非洲内陆的剑麻农场。2007年,为了实施农业“走出去”,剑麻农场被中国农业发展集团(中农发)收至旗下。
  作为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一项成果,
[color=]国家开发银行
于2007年出资成立了中非发展基金,2010年,中农发和中非发展基金联合成立了中非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中非农投),剑麻农场被收至旗下,成为中非农投坦桑尼亚公司(下文仍称“剑麻农场”)。
  至此,剑麻农场已经脱离了原农垦系统,转变为中非发展基金支持下的市场化的农业走出去企业。农场自身也步入了平稳发展的阶段。
  目前,剑麻农场的估值在坦桑尼亚全国32家剑麻农场里排名前三。近年来,坦桑尼亚全国剑麻纤维产量每年大约只有2万多吨,而中非农投剑麻农场的产量就占了十分之一左右。
  不过,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剑麻农场仍然太小,发展虽然平稳但较慢,其资产规模、营业额与利润都远远不能和其他“走出去”的大企业相比。
  十几年来,剑麻农场累计投资大约700万美元,耕种面积也只有整个农场的五分之一左右。
  显然,在非洲经营农业不是件容易的事,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一本万利。最难“啃”的部分,当属如何管理非洲当地员工。
  6个人管理1000多人
  本报记者在剑麻农场采访期间,农场共有6位中方管理者:除了总经理管善远、总工程师汪路生外,还有党委书记、财务总监、机务经理和总经理助理。
  剑麻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雇佣工人从几百人到上千人不等。然而,根据坦桑尼亚法律,外国人作为中层以上管理者有人数名额限制。这6名中方管理者,管理着1000多名当地员工。显然,更多要依靠当地管理团队,实行本地化管理。
  64岁的总会计师米盖托便是管理层中的关键人物。他从1990年起就为这个农场的前主人工作了,对这块土地可以说了如指掌。农场还起用了一批当地中层管理干部,包括人事经理、机修主管、大田主管、车间主任和保安队长5人。
  在他们之下,工头负责协助管理农田、加工厂车间和仓库等,包括4个割麻工头、2个除草工头、2个刮麻工头和2个晒麻工头。此外,还有财务、行政、仓库保管员、机修工、保安、医生和其他业务骨干等,总共100多人。
  这些人组成了农场的当地管理团队。他们都与农场签订劳动合同,属于“正式工”。薪酬和待遇都明文写进合同里,主要按固定工资取酬,有一定绩效奖励。
  在正式工之外,农场根据季节与供电情况等,雇佣几百到上千不等的临时工,从事收割、搬运、加工(刮麻)、晾晒、抛光、编绳、仓储等一系列体力劳动。他们主要按工作量计酬。这部分人流动性最大、最不易管理。
  这些临时工按班组管理,每个班组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由一个工头负责,考勤记录册是管理这些临时工的主要工具之一。
  本报记者仔细翻看考勤记录册发现了三个现象:很多人的缺勤时间往往比上班时间还长;容易扎堆缺勤,即一个人缺勤,名册中与他挨着的几个人也同时缺勤;每周一的缺勤人数往往最多。
  米盖托直言:“我们坦桑尼亚人并不勤劳……”当地人的工作态度不仅不能和中国人相比,甚至比不上一些非洲邻国,“他们只想追求简简单单的生活。”
  在中国人眼里,当地人的工作态度给管理带来了很大难度。农场中方管理层的做法是让当地人按照当地人的方式管理当地人。例如,当地人习惯干完活就收工,哪怕还不到下班时间。而中方管理人员也认可了这个习惯。这样,虽然表面上牺牲了一些产量,但是收获的是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劳资关系能够大体理顺,生产秩序就有保障,产量也就能平稳增长。
  管善远强调,最高决策权还是中国人说了算,比如雇佣谁、安排在什么岗位。“和他们商量只是尊重和听取他们的意见。”
  米盖托也强调了两点:按法律办事、本地化管理。他认为,正是尊重法律,又有当地管理干部的支持,中方管理层才能以6个人管理上千人,农场才得以稳步发展。
  水土和人和
  一个周末的下午,农场的俱乐部里锣鼓喧天,一场盛大的聚会正在举行。
  不过,管善远在欣赏节目的同时,神经却紧绷着。他不停地问懂斯瓦西里语的汪路生,“演员们唱的歌词大意是什么?小品台词说的是什么?不是反对我们的吧?”
  管善远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场欢乐聚会的主角,其实是一个“火药桶”。
  聚会进行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男主角出现了。他是剑麻农场前任人事经理。原来,这场聚会是为他举行的退休典礼。2010年5月的一天,农场的一台地秤不翼而飞。农场中方管理层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此事与他有关,而且,他本人就是主管安保工作的。
  农场遂以安保不力为由,将其停职。这位前人事经理不服,以此起诉农场,当地媒体也介入报道。中方管理层决定尽快平息,想出方法——办一场隆重的退休典礼,用自然退休的方式结束持续一年多的纠纷。
  典礼上,前人事经理发表了告别演说,特别感谢了管善远总经理的照顾。最后,前人事经理、所有中方管理者和笔者都被邀请上台跳舞。台上乱舞,台下欢呼,气氛达到了高潮。
  第二天,有好几位农场工人都反馈说,这件事办得漂亮。
  “我们到那边去是干什么的?是去增加冲突,还是去增加友谊,促进发展?”这是管善远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如果是为了增加冲突,那我们就硬对硬;如果是想增加友谊,促进发展,那我们还是要换个思路去处理问题。如果思路改变的话,很多事就要好一些。”
  前任人事经理退休后,接替他的是罗达(Rhoda Kiwambe),一位年方27岁的小姑娘。2010年6月,前人事经理因“地秤事件”被停职,她升任人事助理。当年,她与机修工马嘉里瓦一道赴中国参加了培训。现在,她实际上部分代行人事经理的职权。
  罗达上任后要处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割麻工的怠工。她面露难色,“有的都能当我爸爸了”。唯一的办法是让工会、当地管理层和中方管理层一起坐下来商量。“没有工会的合作,经理们是无法让农场运转起来的。”
  工会在非洲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坦桑尼亚,农业的工会领导机构是坦桑尼亚种植业和农业工会(TPAWU),剑麻农场工会是TPAWU的下属工会,接受其领导。
  据剑麻农场工会主席马尤托(A. Majuto)介绍,目前工会会员约600~800名,随临时工多寡浮动,占了全农场工人(包括临时工)的多半。
  针对割麻工怠工的问题,米盖托与管善远做了一次深谈。米盖托提了三点意见:第一,要增加割麻工的津贴和福利;第二,要及时除草,以改善割麻工的工作环境;第三,有事多咨询坦方经理意见,特别是涉及解雇的事情。
  坦桑尼亚农业工人的集体最低工资是73450先令/月(约合人民币280元)。剑麻农场的最低工资基本与此持平。管善远介绍,农场每月为全体员工支付的工资约为6万美元,还要为员工缴纳社保,此外还提供工作餐、医疗等福利。
  表面看,虽可以说非洲人的价值观与中国迥异,但实际上还是社会经济基础的问题——贫穷。虽说非洲大陆是“希望的大陆”,但是贫穷的现实并不会立刻改变。因此,走出去的中资企业首先考虑的还是怎样适应,其次才是怎样改变。
  扶贫,盈利,还是战略?
  在非洲投资农业项目,还是一项战略行为。
  中国人多地少,水资源分布不平衡,需要利用海外的土地与水资源。特别是自2002年中国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农业一直受到鼓励。
  然而,直到目前,虽然正在酝酿,但还没有形成国家层面的关于农业“走出去”的整体战略与统筹机制。此外,文件里的战略与实地情况往往有很大出入。
  剑麻农场也有自己的公司战略。中非农投总经理赵玉勤介绍,公司很看好剑麻行业的前景,准备扩张在坦桑尼亚的剑麻产能,其中包括在坦噶(Tanga)准备再建一个剑麻农场。
  然而,目前,剑麻农场账面资产为4000万元,年产剑麻纤维约2500吨,年产值大约2000万元,年利润240万元,拥有土地6900公顷(其中只耕种了1381公顷),当地雇员1000人上下。
  所有数据都离目标值还差10倍以上。据本报记者了解,这不仅是剑麻农场的现状,也是很多农业“走出去”企业在非洲的真实写照。
  在访谈中,受访者一直强调农业与剑麻的战略属性。他们抱怨说,在非洲搞农业,见效慢、风险高,没有政策的实惠,单凭企业一己之力,很难有动力在非洲做好农业。
  郝建国则直言,国有体制缺乏灵活性,一些国企对海外项目的资金处置权卡得过死,放权不够,不利于企业发展。此外,还缺乏高附加值深加工。
  更关键的问题摆在更高决策者面前:农业“走出去”到底为了什么?是为了扶贫援助,以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还是为了战略,弥补中国耕地少、水资源少的困局?还是为了企业的盈利?
  此外,“走出去”的企业如何适应非洲的“水土”?如何处理非洲的土地问题?如何把数量庞大却习惯自由散漫的当地农民组织起来,而不激起反对?如何化解劳资矛盾?如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SR),与当地社区搞好关系?
  剑麻农场的故事还在继续。
  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坦桑尼亚。4月,财政部委托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对六家非洲的“走出去”企业进行了考察,其中就有剑麻农场。农场终于也有了新的刮麻机,预计将在今年7月进行实地测试。农场还购买了新的推土机,以后开垦荒地就不用人工了。
  郝建国已经离开了耕耘数载的剑麻农场,已于2010年正式离职。他在达累斯萨拉姆郊区一幢漂亮的小别墅里安了家。现在,他是坦桑尼亚中非商会会长,更多精力放在组织商会上,引导后来的中国人在坦桑尼亚投资。
  管善远迎来了本命年,升任剑麻农场母公司中非农投的副总经理,同时继续兼任剑麻农场总经理,在北京和坦桑尼亚之间来回奔波。
  汪路生升任剑麻农场常务副总经理,负责农场日常工作,同时继续兼任总工程师,今年的春节仍然在农场度过。他已近退休年龄,但总是在去留之间犹豫:留下,确实很累;走了,又很不舍。
  前人事经理“光荣退休”后,还被农场“返聘”了,当上了农场围墙工程的监工。他与农场之间的恩怨就这样勾销了。
  罗达接管人事工作后,虽然工作很努力,然而毕竟资历太浅、能力有限,有些搞不定她的大哥大叔们。面对农场工人的罢工,她感到有些手足无措。现在,她已经当上了妈妈,正在休产假。农场又新聘任了一位人事经理接替她的工作。
  米盖托继续在农场发挥着余热,扮演中国人和坦桑尼亚人之间的桥梁。他儿子则走得更远,来到了北京,考入了中国农业大学攻读硕士。

发表于 2015-11-10 00:23:28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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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0 01:30:04 |显示全部楼层
非洲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肥沃,很适合种植各类农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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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0 03:02:23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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