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中国人的非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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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6年的外交生涯中，他将所有的精力倾注于中非友好事业：一半时间在外交部非洲司，一半时间则耕耘在非洲大陆。

    尼日利亚总统经常亲切地称他是尼日利亚人，纳米比亚总统说他是在纳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的大使。他用自己真诚的心换来了非洲人民的深厚情谊，这实际就是中非大友谊的一个小缩影。
     

梁银柱：倾尽一生浇灌中非友谊之花   



■  半月谈驻内罗毕记者 刘颖

   

18年非洲岁月不平凡



    1971年，25岁的梁银柱进入外交部工作，从此与非洲结下不解之缘。在36年的外交生涯中，他一半时间在外交部非洲司，一半时间则耕耘在非洲大陆，先后在加纳、津巴布韦、尼日利亚和纳米比亚4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常驻。

    出席纳米比亚独立庆典、参加曼德拉总统就职仪式、与南非建交谈判……36年来，梁银柱经历了非洲大陆一个个历史性时刻，见证了中非友好关系的一步步发展。

    1999年，梁银柱开始担任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当时，尼新政府全面冻结军政府时期与外国签署的重大项目合同，其中包括中国公司承包的合同额逾５亿美元的铁路修复工程。梁大使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在尼总统的直接推动下，使这一项目得以重新实施。

    根据尼日利亚的国情，梁银柱提出与尼开展石油合作的建议，并积极推动我国从尼进口石油和我公司参与尼石油开发。梁大使在任期间，中尼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及石油领域的合作获得了长足发展。

    从2003年至今，梁银柱转任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对于纳米比亚，梁大使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他很早就关注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1990年，他随中国政府特使、时任副总理吴学谦到纳米比亚出席了纳独立庆典，与纳米比亚人民一起分享独立的喜悦。

    纳米比亚矿产资源十分丰富，90%的矿产品用于出口，矿业所创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近20%。根据纳米比亚的这一国情，梁大使建议并积极推动中纳矿业合作，目前已取得一些进展。他还力图扭转中纳经贸合作相对薄弱的局面，深入考察纳米比亚矿产农业资源情况，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并促成两国建立经贸混委会。

    梁银柱在尼日利亚和纳米比亚任大使期间，台湾当局破坏中尼和中纳关系的图谋均未得逞，尼日利亚和纳米比亚在国际事务中都给予了中国强有力的支持。



浇灌中非友谊结硕果



    梁银柱当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时，非洲还有很多国家没有独立。那时，我国坚定支持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斗争和努力。梁银柱的工作与非洲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与非洲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非洲人民对中国的友好和支持让梁银柱十分感动。上世纪80年代初，梁银柱在加纳工作时曾发生一次车祸。当时，加纳人开车路过发现，立即把他送到医院检查，使他得到了及时治疗。他说，平时在路上如果车辆发生问题，非洲人总是主动过来帮忙。到纳米比亚担任大使以来，他还没有遇到过纳方对中方的要求表示拒绝。

    “对非洲人要以诚相待，以心换心。驻在非洲国家不能只待在家里，要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开展实地调研，才能发现更多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机会。”梁大使如此总结自己的外交心得。

    在非洲任大使近8年来，梁银柱与驻在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都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包括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和现任总统波汉巴等。他不顾尼日利亚治安混乱、疾病肆虐和飞行事故多发，遍访全国36个州中的大部分，深入到州长、部长的家乡交朋友；他与纳米比亚国家计委主任、财政部长、矿产能源部长等政府主要成员也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经常亲切地称他是尼日利亚人，纳米比亚总统也说，他是在纳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的大使。

    “他们信任我，有事愿意找我帮忙，我有事他们也乐于帮助，这对我履行使命助益良多。”梁大使说。

    去年底，为了表彰梁大使为增进中非友谊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将他评为“感动非洲的10位中国人”之一，并颁发“首届中非友好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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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翔：“不务正业”的旅行社老板



■  半月谈驻内罗毕记者  赵卓昀



    肯尼亚中国旅行社（肯中旅）总经理张远翔最近挺忙。不过，让他操心的并不是旅行社的生意，而是一件看来与旅游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长跑。

    3月下旬，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他正准备带领一支由肯尼亚运动员组成的队伍参加3月31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的国际马拉松赛。此后，他还要带队参加4月底的扬州半程马拉松赛和6月中旬的上海国际马拉松赛。而他的重点目标将是11月的北京马拉松赛。

    一名商人为何如此“不务正业”，沉迷于长跑比赛？



走进非洲



    2002年，张远翔来到濒临印度洋的东非国家肯尼亚投资旅游业。应当说，肯尼亚拥有非常好的旅游资源，尤其是在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方面，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以一年一度的百万角马大迁徙闻名于世，最近还被评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

    但在张远翔创业之初，中国民众对这个遥远国度的了解还相当有限。2002年，全年来肯尼亚旅游的中国人也就两三千人，肯中旅接待的只有数百人。

    2004年对张远翔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陪同时任肯尼亚旅游部长的拉斐尔·图朱访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中国批准肯尼亚为“旅游目的地国”。为此，张远翔在北京组织了一系列宣传活动，介绍肯尼亚的旅游资源。这年年底，中国批准了肯尼亚的旅游目的地国地位。

    此后，前往肯尼亚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迅速增长，张远翔的生意也蒸蒸日上。2006年，来肯尼亚的中国游客总数估计达到1万人次，其中肯中旅接待了大约3000人。张远翔说，今年他的目标是5000人。



爱上非洲



    来过非洲的人无不为这里特有的富于原始和神秘色彩的壮美景致所吸引。用张远翔的话说，从一开始，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

    “站在马赛马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看着成群的野生动物在眼前悠然散步或追逐嬉闹，心境会像草原和天空一样开阔，所有的烦恼会一扫而光。”张远翔这样形容自己对非洲的感受，“看着它们徜徉在自己的天地中，你会感觉有一种震动撞击胸口。”

    正是对非洲的热爱，促使张远翔不再仅仅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而是把目光投向了中非之间的文化交流。

    近年来，他先后协助承办了中国摄影家罗红在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举办的以环境为主题的个人摄影展，以及中国探险家为宣传北京2008年奥运会而进行的对全球9大极点的探险活动。

    眼下，他正在打造一个以“爱上非洲”为主题的系列品牌，包括即将推出的一个网站和一套丛书，目的都是向中国民众介绍非洲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促进中非之间的了解和交流。

    张远翔还打算在马赛马拉建造一座结合中国和非洲特色的旅馆。他说，韩国和日本都在肯尼亚拥有本国的饭店，分别体现了本国的文化特色，而中国至今尚没有这样的项目。

    作为远期目标，张远翔还筹划在内罗毕设立一个非营利性的东非中国文化交流中心，通过教授中文、举办展览等活动，更广泛地向非洲民众介绍中国文化。



走出非洲



    事实上，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张远翔没有停留在把中国介绍到非洲的层面，而是更进一步，把“非洲”带到中国，而且是在一个很多人未曾想到的领域──体育。

    长跑运动最让肯尼亚人自豪，来自肯尼亚的长跑运动员经常在世界级长跑比赛中摘金夺银，就在3月24日肯尼亚海滨城市蒙巴萨举行的世界越野跑锦标赛上，该国赢得了总共8枚金牌中的5枚，列各参赛国之首。

    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张远翔从2004年起就多次组织肯尼亚运动员前往中国参加比赛，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去年的厦门国际马拉松赛上，张远翔带去3名运动员，拿了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在去年的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上，张远翔的3名队员更是囊括了男子项目的前三名。

    张远翔说，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一些城市越来越重视通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来打造城市品牌，扩大城市影响力，而高水平外国选手的参与无疑将有利于提高赛事的整体水平。从另一方面看，更多非洲运动员走出非洲、走进中国，也能增进非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使双方之间的交流真正成为“双向交流”。

    “前几年，我找的队员成绩只要比较好就可以到国内争取名次。而现在国内比赛的水平越来越高了，必须要找世界级的运动员才行。”说起比赛，张远翔津津乐道，似乎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旅行社老板。

    “与做一名商人相比，我更愿意做中非文化交流的使者。”他这样为自己“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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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送我们武器，帮助我们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现在中国的专家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帮助我们脱贫致富，世界上只有中国是这样，中国是非洲的真朋友。”──南非执政党的一位老党员。





林占熺：在南非播撒致富的“菌种”



■  半月谈驻约翰内斯堡记者 陈铭



    2006年4月4日，南非祖鲁王国，海港城市德班西北约100公里的夸丁迪村，一场特别的庆祝丰收的现场会正在召开。

    45岁的黑人妇女玛丽·恩库布捧着刚刚采摘的蘑菇，声音因激动而略有发颤：“我们用双手种出了蘑菇，从此我们将告别贫困，迈向富裕的道路。”

    现场围了200多名政府官员和当地村民，被太阳晒得黝黑、来自中国福建省的林占熺教授向大家算起了蘑菇账：一块面积5平方米的土地，一年能种出640公斤蘑菇，一公斤蘑菇在市场上能卖25兰特（1兰特约合1.25元人民币），一年的产值就高达16000兰特。

    简单的一笔账，唤起了人们压抑已久的致富梦想。这里的农民可能是最穷的南非人，海拔1000多米的丘陵地带，居住着3000多村民，其中80%的人没有工作。玛丽对记者说，她全家8口，有3个男孩，3个女孩，老公没有工作，只有靠她维护公路每月收入的390兰特和两个孩子的社会补助180兰特维持生活，每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两个多兰特。

    在林教授到来之前，种植菌草蘑菇在祖鲁王国是一件稀罕事，当地农民只有在暴雨之后才会看到奇异的草菇。由于害怕中毒，就是再穷再饿，也不敢吃地上长出来的草菇。

    其实，南非并非没有现代化的蘑菇生产技术，只是蘑菇生产和市场都被白人控制。白人对菇类的消费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人均每年为3公斤。从事菇类生产的也主要是几家大企业。而黑人对菇类的消费几乎为零，并且因为现代化的蘑菇生产成本高，投入资金多，贫穷的黑人农户根本无法进入这个行业。

    政治上翻身做主人的南非黑人兄弟早就梦想在经济上自强自立。2003年2月，南非祖鲁王国国王古德维尔·兹维里斯访问福建，参观了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对菌草技术十分感兴趣，当即提出要从中国引进菌草蘑菇和旱稻栽培技术。

    在祖鲁王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省长恩德贝莱的大力支持下，2005年1月，林占熺教授带着专家组来到南非，开始为南非黑人传授“点草成金”的神奇技术。

    年过六旬的林占熺，中等个子，敦实的身材，黝黑的肤色，貌不惊人，眼神里透着自信与执著。虽然没有水稻专家袁隆平那样的知名度，却称得上是世界菌草领域的袁隆平。传统的食用菌栽培，要以阔叶树为主要生产原料，对林木的消耗极大，导致许多菌类生产国都出现了菌业生产与林业生态平衡之间的“菌林矛盾”，难以持续发展。1983年，林占熺率先发明了菌草技术，即利用斑茅、芦苇、秸秆等代替阔叶树和木屑栽培食用菌，一举突破了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瓶颈。

    林占熺根据20多年来在中国西部地区和国外落后地区扶贫的经验，结合南非的实际情况，把菌草生产分解成为两个部分：把技术性较强的制种和菌袋生产集中在基地，由经过培训的工人进行；把劳动力密集型的出菇管理简单化和标准化，由组织起来的贫困农户进行，再组织农户形成合作社，进行商业运营。

    为了确保成功，林占熺首先在夸祖鲁－纳塔尔省农业厅总部农场设立了示范生产培训基地，培训技术人员、推广人员和生产人员，并培养研究人员；其次，在农村设立旗舰点，集中上百个农户进行产业化的生产，同时组织技术人员和推广人员全程参与旗舰点的组建和运作，集中学习技术和管理；最后，这些具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和推广人员到其他地区复制类似的旗舰示范点。

    经过两年时间的实践和发展，林占熺在夸祖鲁－纳塔尔省全省搞起了32个菌草试验点，祖鲁国王和省长的私人农场也种起了菌草，数千黑人农民开始尝到种蘑菇的甜头。

    受益的远不只是南非的黑人农民。这两年来，林占熺和其他中国专家还培训了莱索托、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喀麦隆、津巴布韦、马拉维、莫桑比克、博茨瓦纳、斯威士兰、埃及和乌干达等国的技术人员。也许，要不了多久，林教授播下的致富“菌种”，将遍布非洲大陆的每个角落。（编者注：祖鲁族是南非的著名部族，祖鲁王国位于南非的夸祖鲁-纳塔尔省，拥有自己的王室和一定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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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援外医疗队员，虽然无法尽到照顾家庭的义务，但为了中国人民和赞比亚乃至非洲人民之间的友谊，舍小家、为大家，我永远都不会后悔。”──李彦伟





  李彦伟：舍小家、为大家的医疗队长  



■  半月谈驻卢萨卡记者 石寿河



医疗队中的“三朝元老”



    50岁的李彦伟原是河南安阳地区医院的业务院长。4年前，他作为中国第十二批援赞医疗队的队长，怀着神圣的使命感来到卢萨卡，一干就是3个任期。

    初来乍到，李彦伟带领队员到赞比亚大学教学医院交流了解情况，交谈中，发现医院院长兰巴特和自己一样，都是神经外科大夫。由于有共同语言，两人相谈甚欢。最后，兰巴特院长向他提出请求，希望他能参与临床工作，助自己一臂之力。

    按规定，医疗队队长只承担队员的管理协调工作，不用参与临床治疗。兰巴特院长提出这样的请求实属无奈：当时，整个赞比亚只有他一名神经外科大夫，而他本人还要兼顾医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工作繁忙，分身乏术。

    考虑到对方的实际困难和需求，在征得国内同意后，李彦伟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份工作。

    医疗队每两年轮换一次，两年期满，李彦伟需要再次做出选择：由于医术高超，工作表现出色，兰巴特院长舍不得他走，并向前来考察工作的中方卫生部领导提出要求，希望李彦伟能够留在赞比亚再干两年。

    今年初，已经在医疗队工作了4年的李彦伟在赞方的邀请下，又一次选择了留守，成为援赞医疗队中不折不扣的“三朝元老”。



“零距离”接触艾滋病毒



    在赞比亚行医看病，除了医术过关，还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赞比亚艾滋病感染率很高，官方公布的感染率是16%。虽然是在赞比亚最大的医院工作，但这里的设备与国内相比，仍处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平。在国内得心应手的手术，在这里有时会因为手术器械落后而变得棘手。更可怕的是，大夫被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大大增加。李队长回忆说，他自己就曾因为手术器械的问题被刺伤过两次，其中一次手上被病人的骨碴划破了一条1厘米长的口子。

    “当时非常紧张！”李彦伟现在还心有余悸。出于保护病人隐私的考虑，院方一般不会透露其是否携带艾滋病毒，而且即便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作为一名大夫，也不能因此而弃之不顾。“我们不知道这名病人是否是感染者，因此，赶紧停下手中的活，到外面做了紧急处理。”

      随后，院方分别给李彦伟和病人进行了化验。“当天晚上等待结果的时候，心里的确很紧张，觉都没睡好。”李彦伟笑着对记者说。

      第二天化验结果出来，病人呈阴性，他才松了一口气。

      李队长说，由于客观条件有限，他更多的时候只能在主观上提高防范意识，保护自己。



在赞比亚“上山下乡”



　  　援赞医疗队是中赞之间一道友谊的桥梁，李彦伟经常这样说。的确如此，每一名医疗队员都是友谊的使者，为中赞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关系默默地奉献自己的力量。

      除了在医院里为病人看病做手术，医疗队员们还在李彦伟的带领下，成立了一支“移动诊疗小组”，来到赞比亚偏远的乡村，为当地百姓看病送药。

    赞比亚虽然实行免费医疗制度，广大农村地区仍然严重缺医少药。2006年1月份，李彦伟带领6名医疗队员，从首都卢萨卡驱车300公里，来到南方省的格温贝地区，为当地老百姓提供免费诊疗服务。

    格温贝全区只有一名医生，当地老百姓常年无法看病。中国医疗队的到来成为当地一大新闻，人们事先通过广播知道医疗队要来，不顾路途遥远，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诊疗点外排起了长队。

    当时正值雨季，当地湿热难耐，李彦伟和队员们一天忙下来，衣服总是被汗水湿透。由于病人太多，有时午饭都顾不上吃。

    在3天的时间里，医疗队奔赴了3个不同的地点，为600多名当地百姓进行了检查诊断，并免费分发了带去的药物。



舍小家、为大家



    李彦伟的身后，有一个非常支持他的家庭。李彦伟的老母亲已经年近八旬，老人早年参加过革命工作，思想上很开明，对儿子选择来非洲非常支持。李彦伟说，他每次打电话回家，母亲总忘不了叮嘱他，自己身体很好，让他安心工作，不要挂念。

    今年春节，由于上一批队员已经期满回国，李彦伟无法回国探亲，便把妻子和孩子接到赞比亚，在非洲过了一个全家团圆的春节。

    李彦伟说，作为一名援外医疗队员，虽然无法尽到照顾家庭的义务，但为了中国人民和赞比亚乃至非洲人民之间的友谊，舍小家、为大家，他永远都不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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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人来到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私心，就是为了帮助这个国家摆脱灾难，医治战争创伤，人民能够有尊严地活着。”──孙洁





孙洁：中国军花盛开在刚果（金）



■  半月谈驻金沙萨记者  王昭



    今年3月21日，即将结束任务的中国赴刚果（金）第六批维和部队全部218名官兵被授予联合国维和勋章，22岁的孙洁成为联合国蓝盔部队中获得维和勋章最年轻的女军人。

    孙洁是兰州军区总医院的医疗分队护士，去年8月随中国维和部队医疗分队到达刚果（金）东部南基伍省省会布卡武任务区。

    “出国前，我就听说刚果（金）传染病横行，在中国已经绝迹多年的疟疾在那里最常见。这里的人民刚刚从长期战乱中安定下来，但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医院所在的布卡武更是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反复争夺的要地，时常发生暴力事件。前天晚上，我们医疗分队驻地附近又响起了枪声。”讲起这里的环境，一身戎装的孙洁显得很平静。

    “2床的病人是乌拉圭维和部队的女医生，昨天她刚到医院的时候，看到她表情很沮丧，我自己也很难过，就送给她一个头花。她也是个爱美的女孩子，今天看她精神好多了，还戴着我送她的头花。” 这个兰州女孩笑了，能把快乐传递给其他人，孙洁自己也很快乐。

    孙洁觉得，在国内，护士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好，而出国维和，不仅要优质地完成任务，还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她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中国军人的国际形象。

    孙洁和战友们细致入微的工作赢得了尊敬和友谊。乌拉圭维和部队萨尔基西安上尉告诉记者，今年1月他得了疟疾，到中国医院治疗。当时他呕吐，发高烧，情况非常严重。当天值夜班的孙洁一直陪伴他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安慰他、照顾他，直到他安然睡着。萨尔基西安病愈归队后，还会时不时地到中国医院驻地看望孙洁和她的同事，每次都会带一束鲜花表示对中国朋友的感谢。

    “我们还经常去卡乌姆机场和附近的布卡武大学接送危重病人，”孙洁说。医疗分队距离机场30公里，分队驻地到机场的道路路况相当差。一路上没有多少平坦的路，大家都被颠到骨头快散架。直到接送的患者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她才能松一口气。

    营地里日常生活的单调和枯燥超乎想象。由于安全形势不明朗，医疗分队严格控制外出。每天在院子里绕着营房散步转圈，三分钟不到可以绕上一圈，这是大家最主要的消遣方式。孙洁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在工作之余和分队的几个姑娘一起排练舞蹈。在与外军联欢的时候，姑娘们的歌伴舞总能赢得最热烈的掌声。

    孙洁的父亲曾是一位军人，他非常支持女儿的选择。他认为作为军人，能有一次出国维和、展示中国军人风采的机会是无上的光荣。当时负责选拔的负责人告诉孙洁，她有三个选择，可去可不去、不去和坚决要去。她选择了最后一个。母亲理解女儿的选择，但是对女儿的担心始终无法平息，每夜都无法安睡。为期8个月的维和任务即将结束，孙洁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回家与父母团聚，带父母一起旅游。

    孙洁把这次出国维和的经历看作自己成长历程中最重要的一课。她说：“在布卡武，经常可以看到和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她们很漂亮，还很年轻就背起生活的重担。战争给这个非洲国家、这个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民一直在贫困中痛苦挣扎。中国军人来到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私心，就是为了帮助这个国家摆脱灾难，医治战争创伤，人民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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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志愿者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民间使者。做一名汉语志愿者，不仅仅是让当地人认识多少汉字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汉语教学，促进当地人对中国的了解，增进两国友谊。”──徐本禹





徐本禹：津巴布韦再支教



■  半月谈驻哈拉雷记者  李努尔



    到津巴布韦2个多月了，徐本禹渐渐习惯了中午和晚上以“沙扎”为主食的生活。“沙扎”是一种用白玉米粉做成的玉米饭，津巴布韦人习惯把成块的“沙扎”抓到手里，蘸一下菜汤，揉成一个圆团后吃下去。

    在离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市中心20公里远的一个国家高级管理培训中心，徐本禹和另一名中国志愿者郝东智共享一套客房，带有一个卫生间和小小的客厅，客厅里还有一台25寸的彩电。这样的条件，比贵州大山里的山村学校好了很多。

    2003年，21岁的徐本禹考取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却放弃读研，前往贵州大方县支教，在同去的伙伴先后离开后，一个人默默坚守。他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唤起了全社会对贫困地区教育的关注，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4年度感动中国的人物”。

    徐本禹和其他14人是来到津巴布韦的第一批中国志愿者。在去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承诺向非洲派遣300名青年志愿者。正在读研的徐本禹被团中央选派，又一次踏上志愿服务之路。

    徐本禹的主要任务，是在高级管理培训中心对一些有兴趣学汉语的人进行短期培训，学员大都是上班族，一个班3个星期。由于招生需要先打广告，为了马上投入工作，培训中心的主管马查维拉女士就把中心的管理人员召集起来，听徐本禹讲课。从那以后，管理中心的人见到他都爱说上一两句中国话。

    3月16日，徐老师的培训班正式开课，学生来自不同的行业，有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有和中国人一起做建筑的经理，也有准备近期去中国旅游或做生意的人。年龄最大的一个，是“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友谊协会”执行委员戴夫·鲍特拉，今年65岁，去年去过中国，对中国菜印象很深刻。

    背景各异的学员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汉语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没有课的时候，徐本禹经常会接到学生的电话，不为别的，就为了用汉语和他聊聊天，练练刚学到的口语。

    但是，要在短短3个星期的时间里让学员学有所获，国内循序渐进的教学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徐本禹决定另辟蹊径，从说汉语和学拼音教起。他把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汉语设计成对话，在课堂上进行情景再现，比如换钱、买东西、旅游、自我介绍、打电话等等；在内容设计上，尽量让学过的单词重复出现，加深他们的记忆。有时，他还设计一些小的topic（话题），让学生自己来表演。

    至于汉字的写法，徐本禹准备留到初级班的第二级再教。对这些刚刚接触汉语的非洲学员来说，会说比会写更重要。徐本禹正在教的初级班第一级，要招三次生，三次都招完后，再招初级班的第二级，到时会要求学生写汉字，并进行一些常用的生活对话。

    津巴布韦人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上了2周的课，不少学生已经会说：“徐老师，我有问题。”“你叫什么名字？”“我爱你，中国！”“在中国，西红柿多少钱一斤？”“你有中文词典吗？”“你有护照吗？”“你从哪儿来的？”他们还可以看着拼音读对话，虽然不怎么标准，但听到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中文，徐本禹感到很开心。

    让徐本禹开心的还不止这些。志愿者的到来让周围的津巴布韦人对中国的一切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会教食堂的工作人员说汉语。服务台的一位工作工员，把我们教他的每一句话都记在一个本子上，并用绍纳语（当地语言）注上音。就连超市的工作人员见到我们都要向我们学两句中国话……”当地人学汉语的热情让徐本禹深受感动。

    记者问徐本禹，以前在贵州大山里支教，现在在非洲当志愿者，感觉有什么不同？

    徐本禹想了想说：“虽然志愿服务的精神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海外做志愿者不仅仅是代表自己，更代表着中国青年志愿者的整体形象。汉语志愿者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民间使者，不仅仅是让当地人认识多少汉字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汉语教学，促进当地人对中国的了解，增进两国友谊。”

    当然，身处非洲的徐本禹一刻也没有忘记贵州大山里的孩子们。他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与母校的红杜鹃爱心社的同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他的邮箱里，还有100多封信等待回复，“都是想帮助山区孩子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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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武新的中国车行开业后，加蓬发行量最大的《团结报》评论说：“中国汽车质量上乘，价格低廉。它们的到来足以让那些捷足先登的外国公司睡不着觉。”



张武新：欲圆中国车的非洲市场梦





■  半月谈驻利伯维尔记者  任亚秋



    张武新是江苏盐城人，17年前来到中非国家加蓬投奔亲属。他先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开了个食品店。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后，他又经营从欧洲和巴西进口冷冻肉的生意，生意越做越大。

    张武新开办的加蓬食品进口公司坐落在利伯维尔著名的奥卢米工业区，这里聚集了不少有名气的外国汽车公司，如丰田、尼桑、马自达、雷诺等。张老板上下班经常路过这些公司的门前，每次路过他就想：中国的汽车业发展也很快，中国车的质量也越来越好，价格又很有优势，有的品牌都打入了欧洲，为什么加蓬就不能有中国的汽车？

    他决定在加蓬开设一家中国汽车商店。他在网上查阅资料，寻找厂家，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中国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长城”牌吉普车和中国重型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斯太尔”牌重型汽车上。

    2005年4月初，他首次购买的6辆吉普车和10辆重型汽车在天津港装船。当时的中非航线还没有专门运输汽车的滚装船。张老板在国内的亲属只好把吉普车装入集装箱，把重型车封上一层塑料膜后装上一艘水泥运输船。经过两个来月的风雨漂泊，运输船终于在6月初抵达利伯维尔市郊的奥旺多港。虽然重型车有一些地方生了锈，但车漆完好，张武新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

    6月18日，张武新的中国车行开张了。车行就开在丰田车行的斜对过，占地7000平方米。在宽敞的展示销售厅，刚运来的中国汽车在展台上一字排开，十分壮观。不断有顾客前来参观、问价，一些顾客坐在舒适的驾驶座上，半天都不肯下来，看看这儿，摸摸那儿。他们认为中国车看上去坚固、美观，性能也不错，价格又比同类车便宜。一位在加蓬航空公司工作的空姐在同伴的陪同下前后来了3次，最后决定购买一辆长城牌吉普车。

    中国车的销售引起加蓬媒体的极大关注。加蓬发行量最大的《团结报》的文章说：“中国汽车质量上乘，价格低廉。它们的到来足以让那些捷足先登的外国公司睡不着觉。”

    由于当地媒体的关注和广告宣传，张武新和他的中国车开始为加蓬人所熟知。2005年下半年，利伯维尔市政府决定给所属6个区的区长、副区长每人装备一辆工作用车，总共要买18辆。市政府研究来研究去，觉得还是应该购买价廉物美的中国车。市政府派来下订单的人对张武新说，车到货时将举行一个隆重的交车仪式，请张老板参加，由市长从张老板手中接过汽车钥匙，再把它们郑重地交到每一位区长手中。

    可是，当车辆从中国运抵奥旺多港时，区长们听说后，等不及办交接仪式就跑到了港口。提车手续一办完，区长们蜂拥着奔向中国车，一人挑一辆，拿了钥匙，发动汽车，开了就跑。当然，那个市长许诺的交车仪式最终没有举办成。

    2005年是中国汽车开始向国际市场进军的一年。中国的“斯太尔”、“奇瑞”等物美价廉的汽车在国外受到了欢迎。张武新的成功实践，给中国汽车业内人士以极大的鼓舞，有华文媒体特别刊文，夸他率先帮助中国汽车在非洲国家圆了品牌梦。

    对于外界的夸奖，张老板总是有些不好意思，但他在非洲销售中国车的决心更加坚定。张老板现在每天想的就是中国汽车，每天与人谈的话题也是中国汽车。他每天开着一辆中国的“陆风”牌吉普车，穿行在加蓬的大街小巷，忙着他的中国汽车生意。

    开业以来，张武新的中国车行已经售出150多辆不同类型的汽车，还有一笔46辆车的生意正在洽谈中。车卖出去了，可如果出了毛病该怎么办？对张武新来说，答案很明确：搞好售后服务，要让中国车牢牢地在非洲市场上扎下根。

    他在汽车商店内开设了维修部，聘请了国内和当地最好的维修工，备足了各种零配件。哪里的中国车坏了，只要打个电话过来，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他也会派人去修。用他的话说，就是“决不能让人家看不起咱们的中国车”。

    加蓬大街小巷里跑的中国车越来越多，张武新车行的到访者也络绎不绝，就连丰田公司加蓬分公司的总经理也忍不住跑来参观。张老板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在车行的旁边建一个中国汽车配件超市。为了让中国的汽车在非洲扎下根，张老板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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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林”闯非洲



■  半月谈驻坎帕拉记者 田野



　  　时过晌午，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最热闹的一条商业街──威廉姆街的便道上，身材瘦小、面色黝黑的老林很是显眼：手提两大包黑色塑料袋在人群中快步穿梭，并不时闪入街边的店铺中。不一会儿，手上的袋子不见了踪影，这时，老林常常会点上一支烟，开始悠悠然往回走。

      在中国人店铺最集中的这条街上，老林跟每家店铺都熟，因为他时常会提着自家做的豆腐来这条街上“卖熟”。往往刚过半条街，手上的十几公斤豆腐就能卖光，老林也因此得名“豆腐林”，成了坎帕拉华人当中家喻户晓的人物。

      老林全名林锦飞，福建人，也是典型的福清人。在世界各地，福清人构成了海外华人群体的一个鲜明群体：吃苦耐劳，头脑灵活，看到商机便会勇往直前，也因此成为海外华人中最早获得成功的一个群体。

　  　“我们福清人在南非、莱索托那边做的超市都是最大的，也是最多的，而且在南美的阿根廷也做得很大，基本上当地超市一大部分都是福清人在经营。”老林虽然没去过南非、阿根廷，但是说起那边福清人的故事却双目放光，不是艳羡，而是自豪。

　  　老林的家，就在离威廉姆街不远的地方，一套位于五楼三室一厅的公寓。8年前，老林国内生意失败后来到坎帕拉，在别人的中餐馆打过一段工，后来自己开了一家小餐馆，生意倒是不错，但是夫妻俩从早到晚，全年无休，每天忙碌18个小时，苦不堪言。

      后来，老林发现虽然在乌干达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但要想吃豆腐，就只能去屈指可数的几家中餐馆，而且一盘豆腐往往卖到几十块人民币。于是他开始琢磨做豆腐的技术。在经历过最初的失败之后，老林做出了滑嫩鲜美的豆腐。

      一开始，老林的豆腐并不好卖，于是他就免费赠送，搞起了先尝后买。一来二去，回头客多了，12元人民币一公斤的豆腐，老林一天能卖出几十公斤。最后，连几家规模较大的中餐馆也成了老林的固定客户。他的豆腐同时卖到印度人、日本人、菲律宾人当中，甚至还进了超市。

      每天接触大量的中国人，老林见多了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互相倾轧。每次提起这些，他都连连摇头，也因此打定了主意：绝不做与他人同样的买卖，一心埋头做自己的独门豆腐生意。不过，精明的老林还是看到了又一个商机：帮中国人拉货。

      主意打定，老林买了第一辆货车，开始接单搞运输。由于都是中国人，用老林的车拉货让人放心不少。到现在为止，老林已经买了第三辆货车，小运输公司搞得红红火火，每天光订车的电话就要接二三十个。

      但是最近却发生了一件让老林“添堵”的事儿。一个给他打工刚满一个月的当地司机在运货途中将整车货盗走，随后将车扔在路旁逃之夭夭。老林火了，直接找到重案组。两天之后，人赃俱获，丢失的50箱鞋追回42箱，另外8箱也已追查到买家。据警方透露，司机可能会被法庭判处四年监禁。

　  　“我一定要让其他司机记住这个教训，偷东西就一定会受到惩罚。”与很多在这里的中国人相比，老林的做法颇显“另类”。一些中国人遭遇盗抢，往往息事宁人，自认倒霉，让歹徒更加猖狂。

      豆腐卖火了，运输生意走上正轨，老林又看好了从邻国坦桑尼亚进口海鲜的生意。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市港口上岸的鱼虾蟹到了坎帕拉，价格就能翻几番，于是老林带着司机来回3000多公里搞起了海鲜运输。不多久，坎帕拉中餐馆的海鲜供应又被他包揽了一块。

      说起做生意，老林自有一套生意经，但他还是很佩服在乌干达的韩国人、印度人。“韩国人做生意就不会打架，只要有人来这边投资，他们的商会就会主动介绍，现在有什么商机，哪些领域已经有韩国人在做，从而建议新人另择财路。”老林一说起这个就一脸怅然。

      在乌干达，韩国企业涉足渔业、家电、家具、五金等许多行业，但都做得井井有条，从来没有出现过无序竞争，强烈的集体生存意识让韩国人社团持续壮大。

      “我们中国人在这里有五六千，韩国人却只有三四百，可是人家却有自己的学校。”一直想把一双儿女接来的老林感慨不已。老林的儿子刚进初中，女儿还在读小学，虽然老婆担心孩子来这吃苦，但老林坚持孩子要从小自强，吃点苦算什么！

　  　在非洲不少国家，印度人当数亚裔之中影响力最大、实力最强的族群，他们往往富甲一行，实力不容小觑。究其原因，老林认为，这跟印度人落地生根的思维有关。

　  　在这里的印度人，或早或晚都会把家人接过来定居，一桩起步再小的生意最终也是家族生意。因此在超市里一家老小──从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到刚刚蹒跚学步的小孙子──一同购物的情景便司空见惯。

    “我们如果不改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赚一笔就跑的做法，迟早会在拖鞋、箱包、劣质小商品生意中越做越难，最后自己把自己逼上绝路。”老林皱着眉头说道，“不过，现在也有中国人在这里买地置业，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每个来非洲的中国人，只要肯踏踏实实去做事情，每个人都会赢，除非是他自己头脑有问题。”这是“豆腐林”的名言，更是他自己在异乡奋斗的真实写照。最近，老林又因为地头熟、人缘好被选为“乌干达华人社区安全委员会”的12名委员之一，又开始为华人社团的事忙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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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楠：架起中非交流的空中桥梁



■  半月谈驻拉各斯记者 梁尚刚　李怀林



    2006年12月31日，由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开辟的首条中国至非洲大陆直航航线———北京至拉各斯航线首航成功！在印着南航标志的空客A-330飞机从拉各斯机场腾空而起的那一刻，39岁的大男人姜楠激动得热泪盈眶。



3个月开通航线



    去年10月5日，从踏上非洲大陆的第一秒开始，中国南航驻拉各斯办事处总经理姜楠就感到，这一次他的使命，必然不平凡。

    北京至拉各斯航线将是中国民航第一条中非直航航线，没有任何中国航空公司的经验可以借鉴，筹备的时间十分有限，按时通航困难重重。

    初期考察开始后，所有的工作都进行得异常艰难。作为第一个开通尼日利亚航线的中国航空公司，一切有关开航的手续都必须通过外交途径与尼日利亚航空部进行协商。12月15日，手续获批，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姜楠将批复拿到拉各斯民航局的时候，拉各斯民航局却不予同意，理由是必须由民航局亲自对南航航空器的飞行标准进行考察，合格后才能实现开航。

    考察需要的时间是6个月！对忙碌了2个多月的姜楠他们来说，这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航线按时顺利开通意义非比寻常，它不仅是中尼两国冀望已久的重要合作项目，更承载着中非人民的心愿！此时，南航领导和身在非洲的姜楠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让航班如期飞起来！”。

    这时已是12月20日，离首航日期只差10天了，又因临近圣诞节假期，使得相关工作的开展更加困难。关键时刻，中国驻尼使领馆伸出了援手。12月24日，协商终于达成一致，拉各斯民航局委派其两名官员在中国南航广州总部进行考察。12月28日下午，此时已是国内的凌晨，所有人都在心急如焚地等待着。一纸传真从广州传来，拉各斯民航局终于通过了对南航的考察，北京-拉各斯首航将如期起飞！

    2006年12月31日，北京-拉各斯首航仪式在拉各斯姆陶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顺利举行。在仪式上，尼日利亚航空部部长卡约德激动地说：“这是伟大的一天，远东最大国家的航班第一次来到非洲大陆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土地上，我必须要为中国南航做出这样的创举而祝贺他们！”



全力保障飞行安全



    北京-拉各斯航线顺利开通后，南航请中国民航的专家对拉各斯机场的地面安全保障及航空安全保障标准进行了一次总体评估。在评估过程中，发现了几点主要存在的弊端：首先，尼日利亚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整个局势颇为动荡，保障安全依然是最主要的问题；第二，拉各斯机场自身安全保障能力比较有限；第三，拉各斯机场进出港旅客使用同一条通道，容易导致秩序混乱。

    在这次评估后，南航提出，在拉各斯-北京航班增加“二次安检”环节，即除了第一次安检外，必须在登机口处对旅客旅行证件、随身行李及旅客本身进行二次检查，以确保航班的飞行安全。另一方面，从航班的进港一直到离港，由南航地面代理对飞机进行全程监控，以确保万无一失。

    由于拉各斯位于大西洋几内亚湾的一个冲积平原，海拔高度几乎与海平面齐平，雨季一到，空中电闪雷鸣，地面一片汪洋，而且雨季时间长达数月，这对于飞行来说，将是巨大的隐患。

    赶在雨季到来之前，姜楠先后前往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北部工业重镇卡诺等地，考察备降机场。他对各地机场的跑道长度、通讯设备状况、飞行器安全保障系统、地面代理安排机组及旅客食宿的能力、机务维护能力等多方面指标进行了综合评估，为恶劣天气下航班的安全降落提供了保障。

    “二次安检”实施至今，姜楠和他的团队已成功阻止多个持非法旅行证件、违禁品的旅客登机，自开航以来，北京-拉各斯航线未发生一起安全事件，切实有效地保证了飞行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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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峰：让中国飞机飞上非洲的天空  



■  半月谈驻达累斯萨拉姆记者  义高潮



    在以中坦经年友谊和中国无私援助作为谈资的坦桑尼亚，中国人要把价格不菲的国产运８型运输机售给对方，并且还要把货款如期如数地收回，整个过程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难。

    2000年6月二赴非洲常驻时，作为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坦桑尼亚代表处的总代表，何峰面对的是继续前任没有完成的棘手事：追讨坦方拖欠的公司货款。

    何峰的工作从交朋友入手。他开始在坦桑尼亚掌管预算盘子的财政部结识上至部长、中至常务秘书和司局长、下至各级官员的秘书。就像在财政部内办公一般，何峰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来“报到”，部长不在就见常务秘书，常秘不在就见司局长，目的就为一个：先混个脸熟，再套个寒暄，日后方好切入正题。

    正是靠着一个“韧”字，何峰与坦财政官员渐渐熟络起来，话题也渐渐从友谊转向了商务。

    坦桑尼亚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欲在坦桑尼亚经商，须先在对方心目中确立起诚信，进而了解对方的需求缓急和银根松紧。即使如此，最终获得的商业合同金额，仍有可能比不上从较发达国家的所获。

    经时任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王永秋的引荐，何峰拜见了坦方更高级别的官员并结识了他们的左膀右臂，同时也在坦桑尼亚飞机使用部门中结交了一批朋友。

    广交朋友使何峰逾越了中国人在坦桑尼亚经商所面临的友谊与商务之间的沟壑，也让何峰得到了在坦经商所需的可靠和可用信息。

    何峰将近两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先是此前拖欠的公司货款全部偿清，后是得到对方有了购置中型运输机预算款项的信息。

    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旋即启动了在坦桑尼亚推销运8的预案，由学习飞机发动机出身的何峰在前穿针引线，公司总部在后坐镇点拨，运8销售案不久便排上坦桑尼亚政府的议事日程。

    2002年3月，运8飞机销售谈判正式在坦桑尼亚开始。3月份主要由中方介绍中国产运输机的性能及与同类机型的性价对比，6月份主要由双方谈付款条件和售后服务，初期进展一帆风顺。

    但好事多磨，谈判在付款期限和利息额上遇阻。经王大使和中国驻坦桑尼亚经济商务总代表于应福从旁游说，坦财长终于在2002年11月主动致电中方，称准备以中方能够接受的商务条件购置两架运8-Ｆ200型运输机。

    那年12月，捧着已由坦方签署的订购合同，何峰飞回北京请公司总部代表中方签字，快乐的心情惟有他自己当时记下的文字可以表达：天空拂过的白云和路边绽放的花朵似乎都在微笑，代表处房前屋后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在点头。

    两架运8飞机在2003年10月交付坦方使用，这是国产中型运输机首次落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地。

    2007年3月，第三次回到非洲的何峰在向半月谈记者回顾推销国产飞机的经历时，不无哲理地说：“推销大宗国产商品实际是集政府和公司于一体的团队行为，当事的执行经理在整个销售链条中，不过是卖方和买方之间穿针引线的‘中间商’。但这个‘中间商’必须借助友情和信任把信息与商机最终连接在一起。”

    “我也就是接过之前历任总代表穿过的针线，继续在中坦友谊和中坦经贸之间牵线搭桥。”何峰认为，中国制造的飞机能成功飞上非洲的天空，离不开前任的努力和中坦真诚交往结下的友谊。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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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援助与支援形式很好，可以更好的批驳西方的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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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队的人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