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现代化曲折之路

Nouveaute

非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国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逐步摆脱了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解放。但是，在国家现代化之路上，非洲国家发展的路径无疑是曲折的和苦难重重的。六十年代初期，经济起飞前的台湾和南韩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台湾的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50多美元，而饱经战争创伤的南韩年人均国民产值只有60多美元，台湾和南韩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和许多非洲国家是非常类似的，但是仅仅20年之后，台湾和南韩就跃升为亚洲四小龙，而非洲许多国家的人均国民产值几乎没有显著的变化，反而是部分非洲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陷入严重的饥荒之中。到2000年后，台湾和南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超过10000美元，而许多曾经和台湾和南韩处于类似发展水平的非洲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依然在年均200到300美元的低水平徘徊。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低于不少非洲国家，但是仅仅30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去年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突破了2000美元，但是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裹足不前。非洲大陆也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和南非、中部非洲的加蓬、印度洋上的岛国毛里求斯都取得了不俗的经济、社会和人文发展，而北部的马格里布国家比如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也比非洲其它区域有着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从整个非洲大陆来看，后进的国家依然在贫困、饥荒、疾病、战乱和营养不良中徘徊。联合国公布的48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中，非洲就占了33个，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处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非洲大陆严峻的贫困、疾病和饥荒提醒人们去思考，为什么一些国家形式上采取了市场经济和多党选举的所谓民主政治，但是经济发展依然迟缓，社会和人文发展严重滞后，许多非洲国家的人民依然深受疾病和饥饿的折磨？  

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模式来探讨为什么非洲国家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比如说市场发育落后、法治国家的缺乏、严重的腐败现象、某些国家的军人独裁，殖民地宗主国过去残酷的剥削等。也有观点认为，非洲人的国民性比较懒惰，热带地区日照太久导致人容易困顿疲乏和工作热情低落，这些是非洲落后的原因。显然，有些观点有一些道理，有些观点则比较偏颇。有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法治国家和民主选举，但是依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比如南韩的汉江经济奇迹、台湾经济奇迹都是在威权社会下产生的，而新加坡和香港则很难说是否属于民主政体，但是新、港显然属于现代化成功的国家和地区。而从国民性的角度来谈非洲的落后显然也有失偏颇，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民完全是懒惰的，南非、博茨瓦纳和加蓬的经济奇迹也说明了非洲人同样可以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功。当然，从殖民地剥削和统治的角度来谈非洲的落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和地区在殖民地统治结束之后能够抓住民族命运迅速打了翻身仗，有的国家在殖民地统治结束4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一贫如洗、甚至生活水平倒退到殖民地宗主国统治之前。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许多非洲国家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第一个基本阶段，那就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阶段。许多非洲国家内部并不存在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国家”只是成百上千个不同种族和更多的部落的零散和碎片化的集合体。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公民意识尚未形成的地方，地方的部落、酋长、分裂势力、游击队和其它非政府组织截留了国家的基本职能，人们的认同感尚未达到对国家层面上的民族认同，而仅仅停留在对血缘化的乡村部落和一些原始宗教团体的认同。“国家”或是中央政府的基本效能严重缺乏，导致“国家”效能的低落，“国家”既不能为人民提供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也不能有效地征收税收完成国家的基本职能，因此也无法建立基础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分配制度来防止饥荒的发生和控制疾病的流行，当然，在“国家”内部各个原子化的社会团体和部落发生流血冲突时“国家”也无力进行协调斡旋，也无法控制内部冲突扩大的局面，这导致非洲“国家”内部的部落和种族冲突往往会扩散成为全国性的动乱和屠杀。当然，如果“国家”力图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并与地方分裂集团和主要部落发生冲突的时候，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战争也就无法避免了。如果政府集团代表着某个特定的种族，当其与另外一个种族发生冲突时，国家就可能动用自己的权力对另外一个种族进行清洗甚至导致种族灭绝的悲剧。

学者斯坦凡·麦尔（Stephan Mair）1999年在研究非洲大陆之后提出了独特见解：他认为，整个非洲大陆上撒哈拉沙漠以南48个国家中只有15个国家是能够成功运行的现代国家，也就是33个非洲“国家”尚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探讨后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是非常发人深省的。如果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民族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履行其基本职能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能够控制全国的基本国家暴力垄断机关，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清晰界定的国家边界和国民数量，那么这样的国家就依然处在前现代化的行列。这样的国家可以是一党，两党，多党，可以是威权体制、议会民主制度、总统民主制度，这样的国家也可以是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也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但是无论外在的名称多么动听、多么符合西方人的心意，但是基本的事实就是，没有有效运行的民族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发展，不会有真正的法治国家，不会有现代福利国家，更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制度。


西方学者葛罗·埃尔特曼（Gero Erdmann）在其2003年所著“不祥的三角：国家失灵，国家衰落和国家解体 — 非洲民主的结构性难题”一文中非常深刻地指出，非洲国家的问题根源在于国家脆弱和国家职能严重不足。而国家失败导致了任何一种制度构建都难以在非洲大陆上真正扎根和生长。民主制度没有有效的国家制度动员和国家基本职能的搭配，那么再好的民主制度都是空中楼阁。葛罗·埃尔特曼把非洲国家的失败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国家失灵，二是国家衰落，三是国家解体。

国家失灵指的是国家一些基本职能的缺失和管理效能低下，导致国家不能提供社会基本福利，公共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面临崩溃的局面，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学校、水电供应等处在崩溃边缘，地方的一些私人势力或是黑帮势力接管了国家的部分安全职能，形成“黑白两道”共治的局面，犯罪率急剧上升，腐败现象极其严重。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大部分南方国家、甚至是部分工业化国家在特定领域都面临国家失灵的情况。

国家衰落指的是较国家失灵更为严重的国家效能衰退。国家的各个部门和基本权力机构的职能大幅度萎缩，导致国家无法提供基本的社会和行政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平行国家体”包括地方部落、酋长、宗教集团、教会、非政府组织、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组织和机构等接管了本来应该由国家完成的一些基本职能。这些 “平行国家体”无意分裂国家，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威望、合法性和基本职能，实际上让国家的效能更加低下。非洲大陆除了南非、加蓬、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北非马格里布国家以外，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国家职能不断衰退的问题。

国家解体是指国家的合法暴力垄断在国家部分地区甚至是在整个国家受到限制。国家的法律和行政命令、国家的管理秩序被地方武装军事集团完全打破，整个国家处在局部内战和全国内战的局面。地方的军阀、军头、军事强人和游击队等各种反叛力量各自为政，各自发号施令，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安哥拉、厄立特里亚、苏丹、乍得、刚果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国家事实上不能控制许多本国领土上的区域，而在情况最严重的索马里，政府只能控制首都摩加迪沙的部分地区，政令不出首都，中央政府实际统治范围也不出首都，全国实际上被数个不同的大军头、军阀、和数百个散乱的部落部族分割治之，形成国家整体崩溃解体的局面。

对于非洲大陆出现了比全世界任何其它地区都更严重的国家失灵、国家衰落和国家解体的局面，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认为非洲国家的种族成分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在非洲大陆这片土地上散居着成千上万个大小不同的部落，常常是一个国家就拥有成百上千个不同的部族和部落。纷繁复杂的民族和部族构成让非洲大陆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宝库，但是也成为民族国家形成的重大障碍。在一个民族成分极其复杂的国家，政府很难克服社会碎片化和原子化的现象，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一位刚果公民也许首先想到的并非自己是刚果人，而是自己隶属于某一部族。其二，殖民地国家留下的负面遗产也是非洲国家难以形成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殖民者人为地划分势力范围和非洲各个国家的边界，导致许多非洲国家的现代版图呈现出人工划分出来的直线状态，比如埃及的版图居然像一个四边形。在这样的人为划分中，许多不同的民族和种族被硬性划分到一个国家里，而同一个民族却被分割开来划分到不同的国家领土范围里，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民族冲突和种族纠纷。三是非洲国家历史上就是一个部落社会，本身就缺乏官僚体系、官僚阶层和结构性统治的传统，因此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大大制约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形成。

当然，除了这样的解释因素以外，很少有学者考虑到，发源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给非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打着“市场自由、私有化和削弱国家”的漂亮旗帜，通过精心策划、宣传和包装，把自己打扮成通向现代化的不二法门，然后通过世界银行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采取威逼和利诱的各种方式诱骗最穷的发展中国家迈向美国乐意看到的新自由之路。但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些讨论比如消除贸易壁垒、削减税收、削减公共福利支出进而整体削减国家的能力和效能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游戏（美、欧、日），这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现代化社会，早就建立了牢固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了高度发达的经济科技体系，已经进入了功能分化社会的行列。在这些国家之间可以讨论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相对比重和分额，也可以讨论是否存在着国家过度管理、过度干预和过度调控的局面，也可以讨论是否存在着过度福利的状况。在西方国家中，国家的比重多一点、少一点、“强国家”和“弱国家”的探讨是在他们早已越过第一、二个阶段并且能够充分承受这样的分额调整的局面下进行的，这样的调整对发达国家来说只是政策调整，绝不会伤筋动骨。但是把同一套东西（新自由主义）移到发展中国家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处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初级阶段，有的国家还处在第一个阶段之外的前现代化时期，急需克服“弱”国家的社会原子化状态，这个时候最紧要的任务是加强国家的能力和效能，建立和健全国家各个部门，加强国家规划、调控和管理的角色，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执政效能，逐步清除全国碎片化和分割的状态，逐步通过较强的国家调控的力量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如果处在第三阶段的后现代化国家要求第一个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国家“开放市场、汇率浮动、贸易自由、削弱国家、削减公共支出”，无论这些要求听起来多么动听、多么吸引人，但这后面一定是不可告人的动机和阴谋，因为削弱国家能力而全面私有化的结果就是把国家的产业和脆弱的金融市场拱手交给西方跨国集团，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国家丧失基本的经济主权和自立，只能以廉价出售能源的形式去偿还数不清的债务。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一些本来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本来早就迈过民族国家构建的阶段进入工业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阶段，但是计划经济和极权主义的失灵导致它们必须向市场经济改革转向。如果他们能够稳健地进行渐进改革的话，应该有较好的结果，因为前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经济效率低落，生产力低下，但是毕竟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其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了较好的公共医疗和教育制度，因此文盲率非常低，国民的身体素质远远好过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善用过去制度遗产中的优势因素的话，并稳健地向市场经济和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前进，它们一定可以取得经济奇迹。但是天真地相信新自由主义，想当然地认为别人都是善意的，幼稚地配合别国的方案放弃本国的主权，甚至大幅度削弱国家能力到最小，最终导致国家一分裂，二分裂，再三分裂的悲惨局面。本来已经定型的民族国家分崩离析，各个民族重新出现了碎片化和原子分化的现象，民族间的仇杀一发不可收拾，巴尔干半岛的惨剧和苏联解体的惨剧向人们昭示了，以削弱国家和削弱中央政府为导向的改革是多么可怕，多么具有灾难性。苏联本可以循序渐进的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第二阶段善加调整，然后取得市场经济改革的阶段成功后顺势向第三阶段演进，但是新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让俄罗斯一度倒退到现代化第一个阶段，而今天的俄罗斯依然同时面临两个阶段的问题（第二阶段的市场经济发展和第一阶段的民族国家构建的问题同时存在），其改革成本大大高于从第二个阶段循序渐进向第三个阶段迈进的中国。如果说俄罗斯的改革让人感觉到是一个超级大国通过有意识的阴谋削弱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的话，那么在非洲推行削弱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是赤裸裸的罪恶了，一个能够具有基本分析能力的现代化研究者很快就可以明白其间的“奥秘”，把第三个阶段的游戏用到第一个阶段，那就是等于让许多国家继续处在永久原子分化和碎片化的状态，谁在其间占了最大的利益，谁一步步地用跨国公司和世界银行架空了许多民族国家政府，只要稍微作一下研究就会恍然大悟了。上当的发展中国家颇这有点像佛教里所说的“堕入地狱永世不得超升”，一旦贫困的、尚未完成民族国家构建的社会再进行私有化和削弱国家力量的话，长时间的沉沦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说苏联和东欧集团的确存在着国家过于强大和过于集权的问题的话，那么非洲大陆却是正常的国家力量非常薄弱的地区，连民族国家建设的阶段都还没有完成，某些国家却要在非洲大陆兜售新自由主义，削弱国家，这真是南辕北辙，有意识地把这些国家引向绝境。这其间的教训太值得我们仔细思考了。

作者：echarming [布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