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土地走出两位国家主席:共和国第一将军县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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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7年的黄麻起义到今天，“共和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县走过了80个春秋。
　　这块神奇的土地，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走出了两位国家主席，诞生了三支工农红军队伍，孕育出223位将军。他们都是立党、建军、治国的铮铮“脊梁”，他们的丰功伟绩光照千秋。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郑建峰 发自 湖北红安
140000、 30000、600、100，这组依次递减的数字，浓缩着湖北红安县非同寻常的历史：从1923年到1949年，全县有14万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献出了生命，在3万多名参加革命军队的红安人中，仅幸存600多人，其中有100多人建国后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担负省军级以上领导职务。
　　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任国家主席，走出了韩先楚、秦基伟、陈锡联等223位将军,是全国将军人数最多的县，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第一将军县”。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从红安县党史办获悉，截至今年7月中旬，健在的红安籍开国将军还有7人。他们是：王诚汉、罗应怀、贺健、殷国洪、汪运祖、张志勇、江腾蛟。
　　黄麻起义的果子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是一首在大别山区流传很广的民谣。黄安即今天的红安，是黄(安)麻(城)起义的策源地。
　　“当到达护城河边时，我们这群小孩跟着大人喊口号，什么‘暴动！夺县城！’呀。当时起义的场面非常壮观，穿的衣服都是五花八门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守城的国民党三十军魏益三部队慌乱得很，稍加抵抗后就缴械了。”这是亲历起义最直接的叙述。今年92岁的老红军汪运祖少将，是当年的儿童团长，参加起义主要就是助威。1927年11月13日，来自黄安和麻城的十几万农民起义军和群众，胸佩赤化带，左膀系着白布条，口号喊得震天响，浩浩荡荡向湖北黄安(今红安) 县城开去。
　　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黄麻起义，它发生在南昌起义104天之后。
　　4天之后，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诞生。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全军300余人。
　　这支330人的武装在起义不到一个月就被国民党的部队打散。12月5日夜，驻河南演川十二军任应岐部教导师突袭黄安城，鄂东军损失惨重，总指挥潘忠汝中弹身亡。副总指挥吴光浩率领突围出来的鄂东军72名战士和53支长短枪，转移至黄陂县木兰山区打游击。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麻起义军出发地——黄安七里坪正式成立。仅仅4年，参加起义的普通战士王树声已成长为红十一师师长，鄂东军也发展成拥有3万人的红四方面军。
　　“黄麻起义，为后来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起了先导作用。”93岁的老红军、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詹大南少将如是说。事实上，黄麻起义在黄安直接导致了以下三支红军队伍的创建和改编：七里坪创建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3万人；檀树岗创建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7000人；七里坪红二十八军改编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3000人。这三支部队，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红安人，每牺牲4名就有一名红安烈士。
　　红四方面军一直是当时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并且从人数上来说，始终占据首位。在长征途中，1935年6月红一与红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不足两万人。而红四方面军的策源地黄安，从1927年黄麻起义到1949年建国的26年中，人口减少了14万。据红安史料记载，这14万人都是战死疆场或者被敌人屠杀，经红安县民政局查清并且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552人。1995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在视察红安的时候动情地说，我一到红安就肃然起敬，这里出了200多位将军，为中国革命牺牲了14万人，真是了不起。

建国后，黄麻烽火中的战士王树声、儿童团团长汪运祖都步入了开国将军方阵。
　　将军百战穿金甲，每一次战役和它的指挥员都被演绎成传奇色彩，在民间广泛传播，富产将军的红安尤其如此。至今“一条大河波浪宽”所唱的上甘岭战役，被美国新闻界称为“朝鲜战场上的凡尔登”，誉为经典防御战，其间担负坚守任务的是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就是秦基伟；《沙家浜》中的新四军指挥员郭建光，其原型就是红安籍将军刘飞；而前一段时间热播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原型就是红安籍将军王近山……
　　红安的将军大多数没有参加过黄麻起义，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因为此次起义而参加红军队伍，是黄麻起义结的果子。党史资料说这次起义是继“八一”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长江以北最大最成功的一次农民革命起义。同前二者不同的是，这次起义没有军队参加，都是农民武装和群众。当年黄安县国民党党部在“清乡委员会”的布告中说：“十龄幼女，口喊自由。三尺之童，目无长上。黄安素称礼义之邦，一变而为禽兽之所。” 足见其“赤化”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而这个鼓动和思想之功，启蒙人就是红安籍的董必武。李先念在1988年的一次视察座谈中说：“董老是湖北革命的一面旗帜，我们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红安革命性格的成因
　　大别山在湖北省东部伸出了挺拔的一翼，站在天台山上，远眺长江自西向东的奔涌，会看到群山与大江之间有一个缓冲带，这个地域就是红安。
　　红安古称黄安，经过两次改名，历史的印记成就了“黄红的交错”。1931年12月，鄂豫皖中央分局为了纪念红四方面军刚刚取得的黄安战役的胜利，改黄安为红安，以示纪念；抗战爆发后，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和国民党地方当局提议，同意统一县名，恢复黄安的称谓；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正式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
　　红安的山水是为将军、为战争而生的。
　　红安县境内地形极为复杂，山地、丘陵、冈地与冲击小平原各种地形都有，有时面积不大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山地-丘陵-平原三种景观。县北的天台山主峰四周皆90度的山崖，山顶却是一块6亩的平地，可算是世界上最小的“高原”了。小小的1796平方公里土地上却发育着滠水、倒水、举水三条长江支流，红安的版图为长条形，南北长，东西窄，其西南和南部与湖北武汉的新洲、黄陂两区接壤，西北与湖北大悟县接壤，北部与河南的新县接壤，东部与湖北麻城接壤，位于红安中部的县城城关镇与武汉中心城区直线距离80公里。这个概念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如果红军在红安南部地区的丘陵冈地上架起大炮，就可以轰击武汉城区的敌人；假如要撤退北行30公里就进入到河南省新县的大别山深山区。也就是说，红安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此特殊的地理环境也难怪被西方军事家称为“山地游击战的圣地”。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的35个氏族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来，占65.7%。红安的大部为古麻城孝感乡，民风彪悍，孝感乡为中国八大移民圣地，自古人员流动较大。人员的流动丰富了红安的本土文化，同时这里的人也不局限于此地。一有机会都想跳出红安，几乎没有人愿意留在此地。并不是不爱家，而是文化决定，这种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当时，想离开红安闯世界最好的路子有3条：一是读书，二是学手艺，三是参军。而参军是最容易办到的，因为红安由于革命运动那时到处在招兵。红安古为麻城的一部分，由于红安的姜家畈(城关镇)到七里坪地处偏僻，政令难施，嘉靖二十一年麻城县监生李大夏等上书朝廷请求建县：“本县全场姜家畈，接壤黄冈、黄陂边隅地，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乞于姜家畈设县治，保障地方。”
　　从这个呈文中“地僻民顽”四字，可见民风彪悍之一斑。
事实上，正如优胜劣汰，战争涉及生命，恰恰是真正检验智慧的标尺。1984年4月，李先念在红安和当地干部闲谈时说：“那时我们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什么叫马克思，但是有朴素的感情，就是地主阶级不好，你要杀我呢，我就非杀你不可，杀两个我就赚一个。”就是这个“朴素”的生存，使他在战场上神鬼莫测。李先念在1946年曾被中共临时授予陆军中将衔，建国后辞掉大将衔不受。在解放战争组织中原突围前夕，李先念令一个旅留在司令部，佯装无行动，美方代表白罗素上校为了摸清中原军区真实情况，提出要见李。李在前线接报火速赶回司令部，按规定时间接见了美蒋代表和中外记者，还在当晚设宴款待。饭毕星夜赶赴前线，发出总攻命令，一举撕开突破口，从西面平汉线全部突围。白罗素上校得知，大惊失色，坚决认为李不可能有分身术。“中原突围”被史学界公认“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毛泽东专电李先念：“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红安自然条件落后，但是这里有读书的传统。在解放以前，红安稍大一点的村子，都有私塾。只要不是360天天天挨饿，家长都会送孩子读书。在红安籍贯的将军中有“农脚子”，也有上过黄埔军校的。没有文化的将军在战争年代利用空闲也在拼命学习。这后来被人总结成是“为什么很多红安将军后来都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原因
　将军反哺红安
　　红安县城关口矗立着一块巨型招牌，写着徐向前元帅的题词——“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徐向前元帅是山西五台人，但他的革命生涯却是从鄂豫皖开始的。在肃反中被张国焘杀害的红安女红军程训宣就是他的妻子，徐帅对红安有很深的感情。
　　徐帅如此，红安籍的将军们几乎都尽最大努力帮助过家乡。
　　1981年，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回到家乡红安上新集镇。时值隆冬下雪，他去乡亲家串门，看到屋里黑咕隆咚、冷锅冷灶，人穿的衣服单薄，被子千疮百孔，就立刻让秘书给兰州军区打电话传达一个特殊命令：火速往红安调拨5万件旧军大衣。当秘书询问他这笔钱从哪里出时，韩先楚火了：“没地方出，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 秘书打完电话，将军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晓得不？红安在革命战争中死了多少人?1949年解放后统计人数33万，有14万人在战争中牺牲和遇难。红安过去叫黄安，红安的‘红’字是十几万红安人的血。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人民把最后一碗水、最后一尺布、最后一双鞋、最小的伢子都奉献了革命，5万件旧军大衣算什么，他们早就有权利过上好日子，我们愧对父老乡亲!”
　　在红安的李先念纪念馆，存放着一封信，是李先念临终前写给铁道部和国家计委有关领导的。这封信的大意是：我们发展经济不要忘记老区，无论从哪个意义讲，铁路线也要把红安挂上。信中说的铁路线就是当时要兴建的京九线铁路。这样一来，就得到了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敲定了这个方案：绕道17.5公里。建成后笔直的京九线在安徽阜阳拐了一个弯，拐进了大别山的腹地，通过了红安境内。这是李先念为红安家乡做的最后一件事：写此信后一个多月，他就逝世了。1995年红安铁路全面动工，但资金不足，这时红安籍将军陈锡联又给铁道部长写了信，并在红安的一份报告上作了批示，问题很快得到解决。1996年中央电视台推出《大京九》大型系列专题片，其中的一集《铁路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就是指京九线绕道老区。红安人对这个“弯”的喜悦难以言表。这条铁路打破了黄冈地区无铁路的历史，老区经济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刘金汉退休前是红安县民政局长，上世纪50年代是红安供销社的采购员，他的任务就是“满天飞”与将军们联系，请他们支持家乡建设，一直被红安的一代又一代县领导当“路条”。他说，红安走出去的将军都和家乡人亲，也为红安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红安籍的很多将军逝世后，其骨灰按其生前的意愿被送回家乡，如韩先楚、秦基伟等，在红安烈士陵园安葬的还有吴焕先、沈泽民、蔡申熙、郑位三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愿意魂归故里。
　　老红军及其后人
　　车行红安乡间，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路边有一个大牌子，上面是一个将军的大幅照片，写着将军姓名，这是红安县对将军故居的统一提示。对于1964年授衔前的61位开国将军，红安县由政府出资，基本上都对其故居进行了整葺。
　　在由红安通往华家河镇的一条简易公路上，不到5公里的距离，就有况玉纯、张志勇和涂锡道三个将军的故居。这个镇上共出了9个将军，这在红安还不是最多的。
　　红安籍的将军后人还在红安并住在故居的，只有况玉纯将军之子况小健。
　　况玉纯共有4个儿女，况小健最小，今年50岁，回红安前，况小健在北京铁道部门工作。况小健因为思念家乡,于2004年5月回到红安,居住在当年况玉纯将军的一间破屋里,跟堂弟况绍万在一起吃饭,生活上很简陋,洗澡、上厕所都极其不便。况小健说自己生活简单，每天有点面条和馒头吃就行。“虽然我没有为家乡做出什么贡献,但是我看到这方热土我就很欣慰。”况小健是北京户口,但他不打算再回去，“我的根在红安,我死也要死在红安。”
　　湖北省仅存的10位“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中，有3位老红军住在红安县乡村，华家河镇有两位，刘友厚是其中之一。
　　刘于1923年参加革命，他的父亲有兄弟5人，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罗厚福(红安人，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75年5月因病在武汉逝世，终年66岁)将军说，“革命不能无后”，于是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
　　1946年部队大转移，刘友厚夫妻带着儿子不方便，李先念就动员他们回家乡躲避起来。他们回到红安老家当农民，直到20多年前才确认红军身份。
　　今年89岁的刘友厚孤身一人住在华家河镇大学村一栋平房里，屋里十分简陋，没有衣柜，几个纸壳桶用来装衣服。老人自己烧柴做饭吃，儿子曾想给他买煤气灶，他说不会用。
　　刘老有一双做绣花鞋垫的巧手，也是他的特殊爱好，他平均两天做一双，到处送人。他说，这是红军时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留下的好传统。“现在儿孙满堂，我挺知足的。”

94岁的老红军周明是红安的媳妇，住在红安县华家河镇邹集村。
　　周老是四川人，1931年参加红军。1945年，在李先念、陈少敏的介绍下，她与原中原部队军官邹顺清结为夫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包围我中原部队，内战一触即发。中央指示保存实力，分散突围。周明怀孕在身，陈少敏大姐劝他们夫妇先回家乡躲避。解放后，邹顺清考虑到妻儿都在乡下，放弃了进城工作。可谁料到，“文革”期间，他们夫妻被打成叛徒，受尽磨难，直到1982年，他们才被确认为老红军
邹顺清去世后，民政部门在城里为周明老人买了房子，但她住不习惯，还是搬到邹集村的儿子家。她的思维有些糊涂了，但胃口很好，每餐能吃一碗排骨、一大碗饭，喝两杯啤酒。
　　去年9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最牵挂的是村里的孩子，学校条件不好，没有图书室，孩子们看不到课外书，希望社会上有好心人能帮助建个图书室。经报道后一家武汉的公司发动职工捐资10万元，购置了7500册图书，在山台联校建起了一个标准的图书室。
　　今年周明又对记者说，她此生最后的心愿是为家乡建一座桥。
　　她家就在滠水河边，一条河水阻隔了两岸数万农民的往来。她说，如果国家能建这座桥，她也要带头捐钱。
　　 “旅游活县”
　　花园宾馆在红安县委的后面，沿着约100米的深巷前行，右边是古老的直檐建筑，带有明显的徽派风格。墙上的大方砖烧制得十分坚硬，现在方方正正的，每隔几块，就刻着“正堂许”的字样：道光时的黄安知县叫许庚藻，现存的衙门墙面就是他整修的，这也是黄麻起义时起义军主要攻打的目标之一：当时是国民党县府所在地。墙上弹洞斑斑，很多弹洞很大很粗，看得出并非正规兵工厂制造的枪械击发，而是鸟铳之类。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文物局，院里面是个篮球场。
　　花园宾馆四个字是江泽民同志写的，很多中央领导都到过红安并住在这个宾馆。进入普通单间，只有两张床、茶几、椅子和电视。宣传部的新闻科长吴剑介绍，县里马上要引进外商来经营，把宾馆弄得好一些。
　　由于是将军县，在红安各处都能感觉到这种气息。花园宾馆的霓虹灯下面就是一个便利店，主要卖本地的土特产品，所有几乎都冠有“将军”字样：将军地盐脆花生、将军酒。花园宾馆南行是红安县的“王府井”，人来人往很热闹，第一个比较大的酒店名字就叫“红都大酒店”。其它的如将军城小学、将军花园、将军大道、将军广场数不胜数。
　　红安拥有的红色旅游资源很多，在近年这些资源才找到了整合点。2004年8月，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指示，要把红安建成全省最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不久，国家发改委等13部委将红安列入100个红色旅游精品景区(点)。“红色旅游是红安的看点和突破点，但形成规模还尚待时日。”红安县旅游局长金庆红如是说。在红安县的有关报表中显示，去年旅游业收入增长20%，这令红安官方很兴奋，他们认为近年“旅游活县”的提法是正确的：“打将军牌、走招商路、建后花园、树新形象。”
　　为发展旅游，红安县制定了《红安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这个规划制定红安就花了 85万。政府出面邀请了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专家组，在红安和周边进行了半年的调研考察，才制定了这个规划。又请了专业的策划公司对县内红色旅游项目进行了策划。“特别是旅游景区，我们都是按照4A级景区制定控制性详细规定的。”金庆红介绍。当年的黄麻起义发生地七里坪，马上就将成为4A级景区，红安县在这里靠招商投资了5000万。
　　关于现在红安红色旅游的一组最新数字是：
　　湖北红安革命教育学院，投资1亿；李先念故居改造，投资120万；李先念图书馆，投资1000万；扩改建旅游公路100公里；全县累计投入景区开发建设3亿……
　　在《红安县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显示，红安还是以农业、工业和建筑业为主，整个公报的子项中并无“旅游”，文教卫类中只有“纪念馆 (站)13个，博物馆1个，文化馆4个”，还是此前“拥有”。在综合叙述中，公报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速度偏低；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农民增收困难较大；农村教育现状令人担忧；招商引资滞后性过强；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
　　“从1985年到现在，我们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在这样的介绍中，红安仍令人心头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