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的蒙元时代

忧雨

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兴起之后，西方学者对蒙元时代的评价有了很大的转变，蒙古人甚至成了一切邪恶事物和专制的象征。孟德斯鸠说，“鞑靼民族的奴隶性质使他们在被征服的国家里建立奴隶制和专制主义。”(《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7页)伏尔泰在他改编的《赵氏孤儿》中把成吉思汗描绘得野蛮而凶残。在当时，这些批评虽然影射的是法国国王的专制，但却开了把蒙古人比作邪恶势力的风气，影响到日后西方学者对蒙元时代和成吉思汗的评价。例如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就说，成吉思汗被看成是人类的灾难之一，他把恐怖作为一种政体，把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17页)

对蒙元时代评价在中国也发生过转变。朱元璋以反元得天下，但法统上他仍以元朝为正统，他在1366年发布讨张士诚的《平周檄》，列举张士诚的主要罪状就是背叛元朝。所以，明初仓促所修的《元史》，因仍以成吉思汗为正朔，对蒙元时代的诸多建设没有全面否定。到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对蒙元的评价已完全负面，内在的原因是空前的皇权专制，外在的原因则是边患造成汉人的江山易主。黄宗羲就认为“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又说：“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明夷待访录》)这种看法在士大夫中具有代表性，很长时间都影响人们对蒙元时代的评价。今天国内的学者尽管对蒙元时代有不少正面的评价，例如贸易、交通、民族融合等方面，但这些正面的评价并没有超出农耕社会王朝更替的范围，他们对成吉思汗征服中的屠杀、把耕地变牧场等政策仍予以严厉的批评，认为蒙古统治者在社会政治领域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是对宋代的逆转。(周良霄等：《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站在农耕文化的立场上，这些批评没有什么问题，一旦跳出农耕文化来看蒙元时代，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

评价蒙元时代是件很困难的事情，除了文化立场和种族的偏见之外，主要的障碍就是蒙元时代疆域太大，需要阅读的各种语言文献实在太多，而且成吉思汗的后代们在中国、中亚、俄罗斯和欧洲所建立的各个蒙古汗国的发展走向不一样，灭亡时间也不一致。如1368年元朝灭亡后，残元在塞外还存在了29年；在蒙古的“北元”政权直到林丹汗(1604～1634)死后，其子降清才告结束；原金帐汗的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失必儿汗国)分别在1556、1598年为俄罗斯所灭；在欧洲的克里米亚汗国在1783年被俄罗斯吞并；成吉思汗家族中最后的君主们、花剌子模汗国(希瓦汗国)的赛义德·阿拉汗(Seyyid'Abd Allah，？～1920)和布哈拉汗国的穆罕默德·阿利姆汗(Muhammad Alim，1881～1944)则晚至1920年才被入侵的苏俄军队推翻，若仅从中国传统的王朝变迁史上论述蒙元时代，至少有着视野不开阔的局限性。

美国明尼苏达州麦卡利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的人类学教授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近年写了《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Three Rivers Press，2004)一书，他对蒙元时代的认识与传统的史学家就有区别。威氏以人类学的眼光和说故事的方式重新诠释了蒙元时代，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放弃了征服史的叙事传统，把被西方视为“世界之鞭”的成吉思汗置于现代化的语境下，重新评价他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对今天世界之形成的影响。他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成吉思汗的成就都挑战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他的成功之处或许就在于他所谓“野蛮”，犹如美国不是由富商和种植园主缔造的一样。几乎所有被蒙古人征服的国家，最初都曾饱受野蛮征服带来的破坏和惊恐，但在文化交流、贸易以及文明进步方面，很快地就产生一种空前的上升态势，欧洲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成吉思汗和现代世界的形成》导言，重庆出版社2006版，下引该书仅注页码)

人类学家在研究初民社会时多有说故事的本领并不希奇，但如何克服启蒙运动，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对蒙元帝国的偏见，把蒙元时代繁复难记的事件讲得娓娓动听就比较困难，因为此前格鲁塞、多桑(C. M. d'Ohsson? 1779～1851)等人的著作已经成为一般读者了解蒙古史的经典，很不容易超越，而作者选择与游牧民族看上去毫无关系的“现代性”作为全书的主线来说故事，这和一般认为蒙古草原帝国落后性的书籍不太一样，多少有点出人意外。威氏此书的篇幅并不大，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成吉思汗从出生到统一蒙古各部，及其影响他性格的各种因素。第二部分讲蒙古人进入历史舞台后发动的世界战争，时间是五十年(1211～1261)。第三部分讲“蒙古和平”(The Pax Mongolica，十三～十四世纪因蒙古征服出现的世界和平)和随之而来的全球觉醒。作者认为正是这一觉醒奠定了现代社会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制度基础。

一、成吉思汗画像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成吉思汗是一个雄才大略，以聪明善良、公正谦和赢得百姓拥护的统治者。启蒙运动之后尽管不断有哲学家、文学家批评成吉思汗的残暴，攻击蒙古人或黄种人，但多数知识分子对蒙元时代仍怀有优美的想象，如柯勒律治(S. Coleridge，1772～1834)的残诗《忽必烈汗》。十八世纪之后，西方社会对成吉思汗和蒙元帝国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蒙古人已成为邪恶势力的象征。威泽弗德讨论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时指出，哲学家和文学家们的批评不算什么，最恶毒的攻击来自那些从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科学家，他们从分类学和进化论入手，把世界人种划分成欧洲、非洲和亚洲三类，以欧洲白种人为进化的最高等级，而将亚洲人都归于与猩猩等灵长类接近的“蒙古人种”之下，如果欧洲儿童出现了智障和遗传性疾病，那就是蒙古人入侵欧洲强奸白人妇女后出现的返祖现象。甚至欧洲人的反犹主义，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和蒙古人通婚，他们身上有蒙古人的影响。(第271页)

威泽弗德的这个见解比较深刻，对理性的社会而言，在哲学上或文学上批评和丑化某个民族充其量是一个价值评判的主观问题，民众未必都认同，而对人种进行所谓科学上的优劣划分就足以使工业革命以来有科学崇拜情结的西方民众笃信不疑，以至于成为“黄祸论”的理论武器。在十九世纪，不仅蒙古人的游牧方式被西方社会的精英认为是野蛮的，而且整个黄种人都被西方视为低劣人种。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曾多次致信沙皇尼古拉二世讨论“黄祸”问题，号召欧洲联合抵抗野蛮的蒙古人和佛教的入侵。(吕浦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在科学家和政客的合力之下，蒙元帝国落后野蛮的形象已深入西方社会，纠正这种偏见的工作多半费力不讨好，威氏不但有勇气重新塑造成吉思汗的形象，而且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把成吉思汗定位为近现代文明和全球化体系的开拓者。

作者对蒙古人早先游牧与劫掠交替进行的生活方式和在征服进程中的杀戮有自己的解释。成吉思汗的部落原居于西伯利亚北部森林和草原的交界处，属于森林蒙古人，文明程度不及草原蒙古人，每到猎物匮乏的年份他们就会越出草原抢劫异族，这种以劫掠为生的生活方式一直被视为野蛮的行径。作者认为这倒不是野蛮，而是狩猎民族的天性使然；森林蒙古人对异族发起战斗并不是真正的战争，也不是出于世仇，目标是货物而不是杀人。他们因此有更迅捷的行动，更精明的思维和更勇猛的斗志。这“是一种抢劫的循环生活方式，遵循的是源自北部地理模式。”(第18页)在森林部落中，“抢劫”等同于狩猎，具有正当性。进化论中的文化的优劣问题被威泽弗德解释成人类学中的文化适应问题。

成吉思汗在征服中的杀戮和毁灭城市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但这不是种族仇恨产物，与现代社会出现的种族屠杀不能相提并论。成吉思汗在征服过程中从来都是和平手段无效后才采取武力。格鲁塞虽认为蒙古人把屠杀作为制度，但也不是生性残忍，他们只是出于困惑，“不知道更好的处置方式。”(《草原帝国》，第294页)从文献的记载来看，令人惊讶的是蒙古人没有采取那个时代的惯例对敌人实施酷刑。反之，从中国到欧洲，文明世界的统治者和宗教领袖为实行专制都采用了骇人听闻的残酷手段恐吓民众。比如1228年，花剌子模人俘虏了四百名蒙古士兵，他们在游街示众遭到公开的羞辱之后被喂了狗；波斯的胜利者则用钉子钉入蒙古战俘的头颅。同时期其他文明国家的统治者也好不到哪里去，拜占庭黄金时代的君主巴塞尔二世(Bulgaroktonus，958～1025)在1014年吞并保加利亚的战争中，下令弄瞎一万五千名保加利亚战俘的眼睛，每一百人留下一人保留一只眼睛，由他带领九十九个瞎子回家。恐怖随瞎子一起来到保加利亚，四年之后，保加利亚即为所灭。神圣罗马帝国的伟大君主、绰号为“红胡子”(Barbarossa)的腓特烈一世(Friedrich，1122～1190)在1160年征服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城时，其部下砍掉战俘的头颅当球踢；其后守军也把德国战俘带到城墙上当众肢解，双方的军队最后竟然不是直接交战，而是看谁对待战俘的手段更恐怖。威泽弗德写到，几乎可以肯定蒙古人是把死亡当作一种政策，但是它与同时代的文明军队相比，蒙古人并不是靠残忍的行为制造恐怖，而是靠快速而又有效的征服，以及他们似乎完全不在乎当地精英和富人的生命而引起恐怖。(第125页)在历史上所有的征服中，只有成吉思汗不在乎富人性命这一点才真正让人印象深刻。

成吉思汗不在乎富人的性命有内、外两个原因，威泽弗德提到了外在的原因，即成吉思汗起初善待那些投降的城市，结果引起那些城市的富人和精英们怀疑蒙古人的能力，经常出现随降随叛的情况，使蒙古军队要花更多的精力重复占领这些城市。对于军队人数不多、以效率取胜的蒙古人来说，消灭他们就是消灭了一切反叛的萌芽。在成吉思汗征服的无数城市中，文献提到他唯一进入的城市是当时伊斯兰教的圣地、花剌子模的布哈拉(Bukhara，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市)。成吉思汗一进入布哈拉的大清真寺就命令学者和神职人员给他喂马，并在清真寺召集城内280名最富有的人痛斥精英们的罪行：花剌子模的战败是因为你们的重要人物犯下了这些罪行，“如果你们没有犯下这些罪行，上帝就不会像我一样惩罚你们。”(第8页)内在的原因则是异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草原民族对农耕文化的认同程度很低，他们起初就没有以被征服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对异文化中的富人和精英就没有什么依赖。窝阔台时的大臣别迭就建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五七)，这是蒙古人对军事征服和本身文化自信的典型反映，他们只有在逐渐同质化之后才会像中原王朝那样笼络富人和前朝的精英。虽然蒙古人对异文化的精英分子不屑一顾，但他们在宗教宽容上却比任何统治者都做得好。威氏指出，对蒙古人所征服的城市毁灭的情况进行校验后显示，很少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伤亡。成吉思汗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城市的毁灭者，而非屠杀者(第125页)，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成吉思汗毁灭城市的战略受到草原文化本身的制约，而非民族的野蛮和残忍。

波斯史家拉施特(Rashid ed-Din，1247～1318)对成吉思汗的性格有很经典的刻画：成吉思汗曾问不儿古赤(《元史》称博尔术)，人生何者最乐？不儿古赤以春日走马飞鹰出猎为最乐作答。成吉思汗则说，不然，战胜敌人，夺其所有，见其亲人流泪，纳其妻女才是人生之最乐。(《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62页)威泽弗德指出，成吉思汗并不认为这种夸张的描写就是对他的贬损，这是他通过文人之笔传播恐惧的有效方法，蒙古人是在利用恐怖宣传来加速征服。(第120页)作为把战争当作生产的游牧民族来说，成吉思汗把抢劫和毁灭作为国策，出于森林游猎民族视天下财物如同猎物的天性。农田、沟渠、城镇不仅延缓了骑兵的速度，也妨碍了野生动物的自由迁徙，因此蒙古人与金人作战后的退田还草，在文化功能上可以满足骑兵的军事需要，同时也使他们赖以为生的野生牧群重返退耕的草原上。(第105页)作者感到仅从文化功能上还不足以说明拉施特对成吉思汗形象描写的片面，他强调了在长期的征服过程中，成吉思汗的目标也由早先的抢劫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了建立世界统一帝国的使命感。成吉思汗告诉其子孙，他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战胜一支军队不等于征服一个国家，你只能通过赢得民心的方式来征服。(第131页)换言之，在威氏的笔下，成吉思汗最终认可了文明世界的价值体系，忽必烈在元朝建立了一套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的刑法体系就是其结果。

二、蒙元帝国的现代性

蒙古部落兴起时的人数不过百余万人，成吉思汗去世时，遗留的全部兵力也只有十二万余人。(《多桑蒙古史》上卷，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79页)而成吉思汗和其子孙建立的蒙元帝国包括中国本土的元朝、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和境外的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其疆域东起朝鲜半岛，西到巴尔干地区，北起西伯利亚，南到中南半岛，总面积约三千万平方公里，征服的版图涵盖了今天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和三十多亿人口，包括中华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罗马文明的世界诸多古国，在蒙元帝国的征服面前都不堪一击。蒙古帝国给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视角不同，结论则异。少数史家能够从草原文化的角度看问题，比如格鲁塞说，尽管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农田荒芜，定居国家的正常发展停滞不前，但对游牧民族来说，这为畜群造成最大的便利。(《蒙古帝国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76页)又如，元朝划分国人为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制度是一种民族压迫制度，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制度在以掠夺为目的的游牧文化中明确地划分了社会不同集团的义务和权利是一种进步。(傅海波：《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1页)威泽弗德和史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不讨论成吉思汗和蒙元时代对当时世界的影响，而是以全球化的眼光审视蒙元帝国对今天世界的积极意义，这就比较罕见。

今日世界有很复杂的面貌，“现代性”则是一个用以描述它而争议较少的概念。尽管“现代性”这个概念在不同学科中的内涵不能取得一致，但“技术”、“商业”、“世俗性”和“全球化”都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威氏认为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的形成有关，恐怕就是出于这些考虑。从技术上看，在蒙古兴起之时，成吉思汗的部落没有掌握任何生产技术，其首领的财富不过是拥有马镫。蒙古征服开始之后，却能够吸收每一个文明的所有技术，并在各文明之间传播。最突出的是把我国的火器技术带到了西方。

如果没有全球性的商业扩张恐怕也就没有今天的世界体系，在促进全球商业方面没有哪个民族能与蒙古人相比。威泽弗德认为，近代的世界体系是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形成的，而在十三世纪已经出现过由蒙元帝国维持了一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十三世纪之初是军事征服，到了后期，寻找新商品成为蒙古扩张的动力之一。在欧洲，自蒙古人入侵五十年以来，众多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里的文明融为了一体，有了统一的洲际交通、商业、技术和政治体系；在亚洲，中国传统的抑商政策被蒙古人彻底打破，中国的工场不仅要为世界市场生产传统的中国瓷器、丝织品，还要为专门市场增加全新的品种，出口欧洲。(第238页)作者的这些看法就好像是在评论今天的欧盟和中国的制造业。

重商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之一，它把货币当成财富的唯一形态；而资本主义的特征按照黄仁宇的简明概括，就是“数目化的管理”，这两项重要的特征在蒙元帝国都有清晰的表现：蒙古人在疆域范围内使用纸币(交子)和阿拉伯数字，并使之传播到世界。威氏本人在书中并没有这样强调，但他也指出了蒙古人对数字信息非常重视的客观原因，即帝国的庞大需要更方便的计算方法来管理越来越大的数额和处理越来越复杂的数列，蒙古人采用阿拉伯和印度数学许多实用新方法进行“数目化管理”自然顺理成章。在当时花剌子模帝国的城市都有一个数学知识中心，英文中的“algorithm”(运算法则)一词就源自于“al Khwarizm”(阿拉伯语“来自花剌子模”)。蒙古人采用阿拉伯数字进行管理的结果就是把阿拉伯数字、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第243页)不过，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数目化管理”在中国水土不服，这是后话了。

今天的世界是随着血缘、家族、种族、地域、国家等共同体一个个逐渐弱化而形成的。长期被视为野蛮民族的蒙古人恰恰最不受血缘、地域和国家这些概念的束缚，成吉思汗成为蒙古草原统治者之前发生的“巴泐渚纳誓约”事件是一个很好的证明。1203年，成吉思汗和汪罕争权，亲戚都背弃了他，他逃避到巴泐渚纳湖，身边只剩十九人。此时出现了一匹野马，精疲力竭的人们得以杀之果腹。成吉思汗此时对部下发誓永不相忘。这十九个人来自九个不同的部落，既有基督徒(聂斯脱里派)和萨满教徒，也有穆斯林和佛教徒。这一事件对蒙古人极具象征意义，表明对蒙古人来说，忠诚超越了血缘、种族和宗教信仰。威泽弗德认为“它接近于形成一种建立在个人选择和互相承诺基础之上的、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关系在铁木真部众中成为一种新型共同体的象征，这最终将作为蒙古帝国内部统一的基础，处于支配地位。”(第64页)蒙元帝国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不树立意识形态偶像、不定思想罪、不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所有的臣民等行为都可以溯源于此。威泽弗德指出，蒙古人的务实精神使他们不在乎意识形态问题，天文学是否符合《圣经》、书写是否符合文言规则、绘画是否需阿訇赞同都没有关系，他们只强制实行技术、农业知识和国际新规范，打破当地精英对思想观念的垄断。(第245页)蒙古人何以能够如此呢？显然这与蒙古帝国兴起之初技术落后、没有文化优越感的包袱相关。当时的中国、波斯和阿拉伯国家都是文化和技术发达的地区，尽管彼此之间有商贸往来，但各自文化的传统藩篱也有阻碍新技术和新观念传播的作用，比如蒙元时代之前，印刷术、纸币、火器、自由贸易、外交豁免权等只在个别区域存在，是蒙古帝国予以推广使之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蒙元时代出现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前所未有的，这和现代美国的兴起颇有些类似，值得思考。

三、作者重估蒙元时代的文化背景

1127年，成吉思汗在征西夏时去世，遗命秘不发丧。诸将奉柩返回蒙古，途中尽杀所遇之人以封锁消息。其陵寝不封不树，下葬地区由兀良哈部严格守卫数百年已无法辨识陵寝所在。成吉思汗生前建立了不世出的业绩，身后不搞有形的崇拜，只有一面在战时指挥的黑色旗帜被作为灵魂信物保存了下来，成为蒙古人的精神象征。它历经风雨和战乱，在蒙古保存了数百年，却在二十世纪的极权统治下消失。为确保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与安葬地不成为民族精神的圣地，该区域为苏军驻防，外人概莫能入。在蒙古成为苏联附庸的时期，有关成吉思汗的研究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可以说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在西方知识体系中的成吉思汗和蒙元时代多呈负面形象，而亚洲国家也往往把成吉思汗作为反抗西方霸权的象征，这就使得成吉思汗和蒙元帝国的研究，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被意识形态化了。威泽弗德的这本书的出版，多少扭转了人们对蒙元时代的认识。

威泽弗德原本是做丝绸之路的商业史研究，当这项研究1998年告一段落时，他在蒙古接触到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资料使他的研究发生了转向。同时二十世纪出现的两大进展给威泽弗德带来了机遇：一是于十九世纪我国发现的《蒙古秘史》被蒙古人民共和国列为禁书，刺激了《蒙古秘史》的地下研究和释读，有关成吉思汗的新材料在七十年代后逐渐被西方学术界认识；二是苏联的解体使西方学者能够深入禁地。威泽弗德是唯一获准进入成吉思汗出生地与埋葬处的西方学者。他在蒙古一呆就是五年，他和他的研究小组把十二种语言的一手和二手材料对照《蒙古秘史》实地进行研究，寻找成吉思汗的成长史迹，该书正是这项研究的成果。

在我看来，此书的有趣除了威泽弗德具有人类学家的眼光之外，还另有两个重要的机缘。首先是他写作该书的时机恰逢全球化的兴起和意识形态的淡化，使他很自然地把蒙元帝国的一系列的成就与现实社会的变迁联系起来，也很容易看出蒙元时代实际上就是第一个全球化时代，蒙古帝国所实行的世俗政治、法律面前无论贵贱、贸易自由、知识共享、宗教宽容、外交豁免权、国际法、国际邮政体系等构成了近代世界体系的基础。在作者眼中，成吉思汗是用帝国的形式创造了和平的世纪，欧洲的近代文明实际上受益于蒙古的征服，且不用说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些经蒙古人传播到欧洲的技术，“欧洲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导言)一句话，按照全球化的标准衡量，成吉思汗和蒙元时代的成就都被历史低估了。

其次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学术界出现“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文化思潮，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观。在多元视角下，开创第一个“全球化体系”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蒙古帝国。威泽弗德强调指出，在塑造现代世界中的几个重要方面(专业化战争、全球商业、国际法准则)，“成吉思汗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人。”(第282页)其实，他的这个见解在西方主流文化中早有认同。1995年12月31日的《华盛顿邮报》公布了该报“千年人物”(Man of the Millennium)的最后人选就是成吉思汗。该报公布的理由就是成吉思汗具有今天“全球化”的眼光，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自由贸易区，完美地将人性的文明与野蛮集于一身。1999年12月的《时代周刊》也把成吉思汗列为千年人物第一名。正是有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反思这个背景，作者的成吉思汗和蒙元时代才使人感到有新意，这也应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老话。

当然，本书的优点明显，缺点也同样明显。这主要反映在过度诠释和误读中文文献。姚大力在该书的中文序言中指出了一些，基本正确，但姚大力批评威泽弗德利用《蒙古秘史》的材料，解释成吉思汗杀其兄弟别克帖尔，是怕他娶自己的生母为妻，则不确切。姚辨析别克帖尔没有长兄的身份，不可能有长男特权。威氏的解释肯定有问题，但从文献记载的当时存在的“收婚制”风俗来看，即使别克帖尔有长子身份，也不足以激发年幼的成吉思汗的忌恨，远有匈奴人“父死，妻其后母”(《史记·匈奴列传》)，近有明朝嘉靖时三娘子嫁蒙古俺答汗父子之事都是明证。从人类学的调查来看，人们对从小就习以为常的婚姻形态很难产生抵触心情。另外，威氏认为蒙元帝国让包括农民的孩子受教育(第217页)、使中国获得一种真正的海洋权(第224页)、明朝废元朝的纸币(第264页)这些都显示出他对中文文献的不了解。更令人诧异的是威泽弗德认为在成吉思汗之前，“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并且，就目前已知，那时没人在这两者之间作过旅行。”(导言)这个错误对研究丝绸之路历史的人来说简直犯得莫名其妙。从欧洲方面来讲，至少在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63/64 BC～AD 24)的眼中，丝国人(Seres)就是指中国人。(赫德逊：《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页)而《后汉书》提到甘英出使到大秦，学界的通行看法“大秦”就是指罗马。而在唐贞观十七年(643)，东罗马的使者到达长安一事已被欧洲学者认为是“欧洲与中国之间第一次真正的外交往来。”(同上，第94页)作者无视中文文献还可以说是某种遗憾，但对西方学者已有的研究不重视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蒙古帝国的兴起和消亡是改变世界面貌的一件大事情，在威氏书之前没有人从现代世界形成的角度予以高度评价，也没有一本介绍蒙古史的书籍有他写得那样生动；在向读者介绍蒙元时代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也使我们思考为什么这样强大的世界帝国不能持续，它的全球化进程为什么会中断数百年？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曾经有个这样的评论，他说，蒙古帝国的基础是一种自然的草原结构，受到自然周期的支配，只有科学武器取得人为优势后才可以结束这个帝国。(《草原帝国》，第525页)格氏的这个解释我认为可以成立。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蒙古帝国和今天世界的全球化，基础迥然有别，前者基于草原结构，后者是仰仗商业和技术，两者所带来的优点和缺点却同样明显，今天批评全球化的声音随处可闻，那么人类真的需要世界帝国吗？这个可能要到来或者已经到来的帝国会终结吗？终结的武器又是什么？在威泽弗德讲完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对今天世界形成的作用之后，我想到的就是今天的全球化又将会给后人带来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