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统治下的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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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中叶，托勒密王朝内争不断，益加衰落，罗马趁机介入。到公元前1 世纪初，埃及已为罗马所控制，托勒密王朝每年都要向罗马纳贡。
公元前51年托勒密十二世逝世，其女克列奥帕特拉继承王位，与丈夫托勒密十三世共同执政。不久，两人争权，克列奥帕特拉失势被逐。公元前48年，罗马统帅恺撒到达埃及，被克列奥帕特拉的美貌所折服，随将她重新扶上王位。第二年托勒密十三世在战斗中溺死，克列奥帕特拉独据王位，成为埃及唯一的女王。
克列奥帕特拉随恺撒到罗马城居住，公元前44年凯撒被刺身亡后才重回埃及。公元前41 年，克列奥帕特拉与罗马将领安东尼相见于希腊的奇利奇亚，安东尼追求美貌的女王，跟随她到埃及长住。公元前37年，安东尼公然违反罗马传统习俗，与克列奥帕特拉女王正式结婚，并宣称将罗马东方的领土的一部分赠给女王的儿子。罗马的屋大维和元老院对此强烈不满，元老院向女王宣战，并宣布安东尼为“祖国公敌”，授权屋大维率军进行讨伐。屋大维率领的罗马舰队与女王和安东尼共同指挥的舰队会战于亚克兴海角。女王和安东尼战败，逃回埃及。公元前30年，屋大维率罗马大军追至埃及，安东尼绝望，自刎而死，女王被屋大维囚禁，自杀身亡。托勒密王朝寿终正寝，埃及变成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屋大维把号称“东地中海谷仓”的埃及据为自己的私人领地，作为元首私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了巩固在埃及的统治和重新振兴埃及经济，屋大维基本上沿袭了托勒密王朝的全部制度和经济措施，并且有所加强和发展。
屋大维注重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奖励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把亚历山大里亚当成国际贸易的中心，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印度的象牙、香料，阿拉伯的宝石等，依然运送到亚历山大里亚，然后再转销到罗马和其它地区。屋大维基本上保留了托勒密王朝的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经济组织和财政机构。埃及的全部土地名义上归屋大维所有，原托勒密王室所占有的大量肥沃土地被收归为“公有地”，托勒密王朝时期的赐田和军人份地也被没收，埃及神庙的大量土地也被没收殆尽。这些土地仍然租给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王田农民耕种，后者向国家缴纳实物税和货币税，税收仍由国家官吏或包税人征收。
屋大维在埃及实行军事统治。骁勇的罗马军团驻扎在从亚历山大里亚至尼罗河第一瀑布的所有重要城镇，随时准备镇压埃及人民的任何反抗。罗马军团完全由罗马人组成，只有辅助部队由其它民族士兵组成。屋大维从罗马骑士中挑选精干的人物担任埃及总督，掌管埃及的军事、行政和财政。总督向罗马元首负责。总督的参佐和各州的布政官也完全由罗马人充任。地方州、县、村的行政官职则由埃及的希腊人充任。埃及本土人包括奴隶主贵族都完全处于无权的被统治地位。
屋大维认为埃及强大的祭司集团不仅不是振兴埃及经济的依靠力量，恰恰相反，只有完全消除埃及祭司集团的传统宗教、政治和经济势力，才能使埃及经济重新振兴起来。屋大维不再像托勒密一世那样尊奉埃及太阳神，也不把自己说成是太阳神之子和埃及法老的合法继承人，当然就不需要埃及祭司为他举办任何崇拜仪式。屋大维果敢地采取了托勒密一世想实行而未敢实行的教会“国有化”的措施，巧妙地剥夺了埃及祭司除进行宗教活动以外的一切权利。
罗马统治者曾在埃及竭力推行罗马化运动，但是效果不大。埃及的官方语言和文字依然是希腊语和希腊文，只有罗马人之间才使用拉丁语和拉丁文。罗马统治者不尊奉埃及的神灵，严重地刺伤了埃及人的民族感情，在罗马人与埃及人之间形成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罗马人和埃及人无法进行融合，“罗马化”在埃及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在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赋税特别苛重。埃及人除交土地税和人头税外，还要交纳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据统计，实物税达50种之多，而货币税更多达450种以上，每年的税款高达7500万德拉克马，谷物2000万麦斗。罗马暴君尼禄在位期间，对埃及的剥削大大加重,罗马人每年从埃及运走的小麦可供罗马人吃 ４ 个月之久。罗马在埃及收税的方式也十分野蛮。早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埃及已开始实行包税制，包税人往往从中渔利，任意扩大税额，并采取强迫的收税办法。如果纳税人不交或交不足税额，就要受到严刑拷打，再交不足，就把纳税人的家属变为债奴。在罗马统治时期，这种野蛮的收税方式发展到了极点，如果交不出税，连纳税人本人也要变成债奴。
公元2世纪中叶，“派差”制度的推行使债奴的数量与日俱增。罗马皇室把收税作为义务加在埃及地方官吏的身上，规定如果收不足税收，所欠税额则由地方官吏本人负责补足。这样一来，被“派差”的地方官吏在收税时对纳税人更加残酷无情，威逼拷打无所不用，直至把纳税人变为债奴为止。公元3世纪后，许多官吏用野蛮的收税办法也无法收足税额，只好自己将所欠税额补足，不少官吏因此而破产，沦落为普通老百姓。实行“派差”制的同时，还实行纳税人的集体联保制，即把邻里、乡党、同业行会的成员都包括进去，如果谁交不清赋税，大家都要受到株连。
除了繁重的赋税之外，埃及人民还要为罗马统治者负担各种各样的劳役，如向罗马统治者提供车、船和牛，运送人员和货物，还要义务修建水利工程、公共建筑物、道路和军营等等。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也不能幸免，要在国家管理人员的指挥和监督下，为罗马统治者效劳。

由于罗马奴隶主贵族对埃及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强烈反抗。屋大维任命的第一任埃及总督高卢斯，一上任就不得不集中力量镇压埃及人民的反抗运动，以保证税赋的征收，埃及人民的反抗形式基本上有两种：逃亡运动和武装起义。亚历山大里亚是埃及人民逃亡运动和武装起义的中心，被罗马统治者称为“暴乱者之都”。
逃亡运动从公元1世纪中叶就开始了。为了逃避苛重的赋税和劳役，埃及农民、奴隶和手工业者纷纷逃亡。托勒密王朝统治时，埃及人往往逃到神庙圣地庇身。但是到罗马统治时期，埃及人民连庇身的圣地也没有了，只好逃往尼罗河上游地区或三角洲沼泽地带。逃亡运动给罗马统治者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土地大片大片地荒芜，税收锐减，罗马统治者往往采取逮捕逃亡者家属的办法，来胁迫逃亡者回来，但也无济于事。
罗马统治者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起了埃及人的仇恨，逃亡运动常常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最著名的起义是”布科里起义”（即”牧人运动”）。起义从公元2 世纪末开始，时起时伏，连续不断，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末。其中公元3世纪时，起义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给罗马统治者的打击最为沉重。起义者主要是逃亡农民和奴隶，他们在尼罗河三角洲一带，利用复杂的港湾河叉和茂密的灌木丛等，神出鬼没地打击罗马军队。起义者曾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罗马军团，甚至主动进攻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驻军和行政机关。
罗马统治者为了保证税赋的征收,采取了许多新的强制办法，如强迫埃及农民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强迫农民代耕逃亡者的土地等等。但是收效甚微，结果又促进了“庇护”制的发展。农民不仅要代耕逃亡者的土地，而且要代付逃亡者的赋税，还代他们服劳役，农民的负担成倍地增加。负担不起的农民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大田庄主，求得田庄主的“庇护”,“庇护”制迅速流行起来。
公元3世纪后，“庇护”制盛行埃及，田庄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发展成一个小型独立王国。它拥有自己的军队、警察、监狱等。此时的罗马帝国政府，对此已毫无办法。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势力崛起，埃及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