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援助让众多非洲国家陷入腐败与动荡

福布斯

作者Dambisa Moyo曾在GoldmanSachs担任经济学家，是《可恶的援助：为什么援助不起作用，非洲的出路在哪里（"Dead Aid: Why Aid Is Not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一书的作者。

向非洲提供物资援助仍然是当前主要的援助方式之一，有数百万捐助来自政府、名星等。向非洲提供更多援助的呼声日益高涨，支持者极力推动希望能促使加倍当前每年大约50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
但是无法忽视的是有证据证明提供给非洲的援助使得穷人更加贫困，增长更加缓慢。长期的援助造成非洲国家不堪重负的债务，通货膨胀加剧，欠缺对汇率市场的异常动荡的抵御能力，也无法吸引高质量的投资。国内斗争和动荡的风险也增加（60%以上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人口年龄低于24，且几乎没有经济来源，这是巨大的潜在隐患）。援助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的灾难。
一个月前，我访问了基贝拉（Kibera），这个非洲最大的贫民窟。这个贫民窟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Nairobi）郊区，栖居着一百多万人口，这些人在一平方英里的区域内勉强维持生活--大约是纽约中央公园面积的75%。这是一个铝铁皮和硬纸板窝棚的海洋，而被这些被遗忘的家庭称为家。说道贫民窟，人们会联想到儿童在垃圾堆里玩耍，没有清洁水，没有空间，到处弥漫垃圾的恶臭。基贝拉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距离基贝拉不远耸立者联合国人类安居办事处（UnitedNations' agency for humansettlements）的总部大楼，其每年预算有数百万美元，职责是“推动建设社会和环境可持续的城镇，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庇护场所。”基贝拉位于肯尼亚，是继续发展就业的国家之一，也是在这个国家，2004年，英国公使EdwardClay先生惋惜他低估了该国政府腐败的程度，没有能更早更及时的揭露这些问题。

向非洲提供物资援助仍然是当前主要的援助方式之一，有数百万捐助来自政府、名星等。向非洲提供更多援助的呼声日益高涨，支持者极力推动希望能促使加倍当前每年大约50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
但是无法忽视的是有证据证明提供给非洲的援助使得穷人更加贫困，增长更加缓慢。长期的援助造成非洲国家不堪重负的债务，通货膨胀加剧，欠缺对汇率市场的异常动荡的抵御能力，也无法吸引高质量的投资。国内斗争和动荡的风险也增加（60%以上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人口年龄低于24，且几乎没有经济来源，这是巨大的潜在隐患）。援助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的灾难。
没有人会否认必要时刻及时的人道主义和慈善捐助是赋有道义的行为，比如2004年的亚洲海啸。但是，不得不提醒人们应急慈善援助可以解决和不可以解决的问题。慈善援助支持的奖学金帮助非洲的女童接受教育（然而她们毕业后无法在本国找到工作）。这类援助只是缓解短期困境的权宜之计，但从本质上来看这无法建立起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平台。
无论利弊，这些慈善捐助与每年流入非洲的政府对政府间的援助资金，或者来自大型发展机构比如世界银行的资金相比，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在过去的60多年中，发达国家向非洲提供了至少1万亿发展援助。但是，今天实际的人均收入却低于1970年代，超过50%的人口，大约为3.5亿人口（二十年内增加了近一倍），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
即使在1990年代大幅度的债务免除运动后，非洲国家每年仍然要偿还将近200亿美元的债务，这不断地在告诉人们援助不是免费的。为了保证统治系统继续运行，只好损失非洲的教育和医疗来偿还债务。当这些减免遭遇新的援助时，减免债务的善意呼吁就显得微不足道，恶性循环再次开始。
2005年，就在将非洲作为首要议程的G8峰会的前几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发布了题为“援助不能带动非洲增长（Aid Will Not LiftGrowth inAfrica）”的报告。报告警告说政府、援助者和运动家们应该在他们所作的增加援助可以解决非洲问题的主张上更加谨慎。虽然有这样的警示，但却没有实质上的行动来阻止非洲继续饮鸠止渴。
对援助最严厉的批评是针对其与屡禁不止的腐败事件相关。用于扶助非洲贫民的援助金不再以贫困国家政府和捐助者成立非政府组织形式来支持臃肿的政府机构。在2004年5月的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外国关系事务听证会上，西北大学教授JeffreyWinters认为世界银行涉嫌在其用于支持发展的贷放基金中贪污大约1千亿美元。
2002年，据非洲国家组织-非洲联盟（AfricanUnion）估计整个非洲的腐败资金每年有1.5千亿美元，而国际捐助机构明显对此熟视无睹，援助金悄然地助长了腐败。由于几乎没有附带条件，这些基金可以非常容易的被用作任何用途，削弱了它们本该用来支持发展的目标。

在扎伊尔（Zaire）-今天被称为民主刚果共和国（DemocraticRepublic of Congo）-1978年IrwinBlumenthal（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命为在该国中央银行的联络官）警告说监管系统非常腐败，以至于“扎伊尔的债权人无望收回他们的资金。”然而，IMF仍然提供了有史以来给非洲国家最多的贷款给该国。根据腐败监察机构透明度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数据，担任1965-1997年扎伊尔总统的Mobutu Sese Seko从该国共贪污了至少50亿美元。
现在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月前，马拉维前任总统BakiliMuluzi被控贪污援助资金1200万美元。赞比亚前任总统FrederickChiluba（在1991-2001年任期内大力发展）仍然陷于法庭官司中，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被从医疗、教育和基础建设项目中转入了他的私人帐户。然而，这些援助仍然在进行。
新生的经济需要透明、负责的政府和高效的公共服务支持以满足社会需要。人民需要工作，需要建立起对国家未来的信心。已经证明过量的援助并不有助于达到这些目标。
持续不断的“免费午餐”资金对用来维持一个无效低能的政府统治来说无疑是绝佳的方式。有援助金不断流入，政府就不需要做什么了--它不需要提高税收，只要它能够供养得起军队，就不需要考虑群众的不满情绪。怪不得这些公民被剥夺了选举权（没有税收，就不可能代表纳税人的利益）。所有的这些政府真正需要做的就是迎合它们的国际捐助者，以维持统治。
陶醉于世界援助的美梦中，政府还会有什么动力去寻求其他更好、更透明的方法来增加发展财政（比如进入债券市场，尽管这方面非常困难）。援助系统助长了贫穷国家的政府向捐助机构拨打求救电话，要求下一年的资本输注。这就不奇怪，整个非洲超过70%的公共财政是来自国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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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塞俄比亚，援助金占了90%以上的政府预算，仅有2%的国民有权使用移动电话。（非洲国家平均大约为30%）也许政府通过售卖移动电话许可证来盈利并不是什么好办法，那么开发更多收入来源方式，为市民提供电话服务，这样是在刺激经济活动吗？
再看看在经过数十年军事政权统治后的加纳的情况，一个倡导市场经济的政府已经成立，并鼓励发展。农民和渔民现在可以用手机与他们全国的代理商和客户联系，以确定最具竞争力的价格。这样就带来了大量的自我可持续发展和创造收入的机会，只要适当的政策鼓励，就可以在整个非洲进行推广。

为了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展望，政府需要便捷的公共服务。但是公共服务不自觉地会倾向于官僚主义，自私自利地任用亲信，满足个人欲望等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让民众陷于无休止的、费时的官样文章中。而援助却促使这些负面影响成为严酷的现实。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开展商业活动如同恶梦。在喀麦隆，潜在投资者需要用426天办妥15项手续才能获取商业许可证。哪位企业家会愿意在安哥拉花费119天填写表格获取商业许可呢？他们肯定会更愿意考虑美国（40天，19项程序）或者韩国（17天，10项程序）。
表面上看似有利的干预，却有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据说在非洲的一个小镇有个蚊帐制造商，雇佣了10名工人，可以每周生产500个蚊帐。通常，这10名工人每个人都需要供养15个以上的亲属。一项由西方国家支持的项目无偿地向这一地区提供了100,000个蚊帐。这就立即造成这个蚊帐制造商倒闭，而他的10个员工也无法继续供养他们的150个亲属。数年后，这些捐赠的蚊帐会被用破丢弃，但是却不再有蚊帐制造商继续这个行当。他们就需要更多的援助，而非洲国家的政府会再次推卸责任。
粮食援助也是如此，长期以来没有给非洲农民带来什么帮助。在美国食品与和平项目（Foodfor Peaceprogram）的赞助下，每年数百万美元用于购买美国生产的粮食，然后通过海运被运到非洲。试问，一个依赖于美国粮食且造成当地农民失业的粮食系统，可以有助于建设更美好的非洲吗？比较好的方法是利用援助资金向该受援国家的农民购买粮食，然后把粮食提供给当地需要食品的民众。
不得不谈到的是“荷兰病（Dutchdisease）”，这个词是用来形容大量的资金流入如何破坏了一个国家的出口产业，通过提高国内价格，以造成粮食价格过高而无法出口。援助会带来一样的效果。巨额援助资金注入充斥了发展中的经济，使得本国货币比外国货币强势。这对需要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的产业来说是不利的，而那些从事这些行业并以此为生的人也将失业。
为了防止援助造成的通货膨胀，这些国家不得不颁布法规立即吸取过剩的资金以免经济形势失去控制。2005年，乌干达被迫颁布类似的法规，吸收过剩流动多达7亿美元的资金。而与此对应的利息高达每年1.1亿美元。
国家对援助依赖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和小视。很少有投资者会在一个不能可持续地自立且无法管理自身事务的国家中冒险。非洲仍然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大陆，不断爆发国内战争和冲突。自从1996年起，有11个国家爆发过国内战争。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调查，在1990年代，非洲大陆爆发的战争比其余几个洲的总和还多。虽然我的祖国赞比亚没有这样不幸的全面国内战争的经历，而我还是亲身经历了生活在宵禁下的苦恼生活（人们在晚上6点后到次日早晨6点间都只能呆在家里，下班或者放学后就得立即回家），而且还要担心会遇到意外的武装袭击，多么可悲，很多非洲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国内冲突的爆发常常是由于有人认为只要掌握了政权，那么胜利者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随之而来的援助资金。仅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整个非洲就有至少三次的政权变更发生，分别是在毛里塔尼亚、几内亚和几内亚的比绍（而新政府依然依赖于外国援助）。马达加斯加的政府在上周也被暴动推翻。非洲大陆不断发生的政权更替其实也在不断提醒虽然援助资金努力建设民主经济体制，但是贫困仍在增加，经济前景困难重重，而且极易受挫。长期的政治稳定只能在建立起稳固的经济体系后才有可能实现。
援助的支持者们会争辩说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提供130亿美元（在今天相当于1千亿美元）援助，将支离破碎的欧洲从经济深渊的悬崖边拉回来，当时的援助可以起作用，如果非洲可以有较好的政策环境，现在的援助也可以起作用。
这些援助拥护者们回避了一项关键问题是马歇尔计划干预是短期、及时、有限的，而不像不设时限的捐献（open-endedcommitments）使得政府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而不再去鼓励改革。援助支持者也很少去探究为什么一个有正常工作秩序的国家会努力寻求援助，而不是其他更好的财政支持方式。还没有国家依赖于像非洲国家这样获取的援助而取得经济发展。
幸好我们知道什么是起作用的，什么可以刺激增长减少贫困。我们知道依赖于不设时限的捐献的经济体制几乎是全军覆没的，而那些不依赖于援助的国家倒是取得成功。后者经济上取得巨大成果，包括中国和印度，又比如说邻近国家南非和博茨瓦纳。它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强调企业和市场的重要地位，而不是僵化的发展援助系统，只会不断索取。
非洲国家可以以颁布法规增加现金作为开端。当然，美国和欧洲的传统资本市场仍然具有挑战性。但是，非洲国家可以在非传统市场，比如中国和中东（其外汇储备超过4万亿美元），来寻求机遇来增进投资。而且，当前市场的萎靡不振正好给非洲国家提供了专注于获取客户信贷分类（进入债券市场的前提要求）的机会，为以后资本市场恢复正常运行后做好准备。
政府需要通过创造活跃的税收结构，减少官样文章和复杂的商业法规，以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非洲国家也应该重点发展贸易，中国是非常有前景的合作伙伴。而西方国家则应当适时地停止无偿给予的循环。现在正是该改变的时候。

(本文来源：网易探索  )